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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 　　刑事案件卷宗中,“情况说明”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比例越来越大。但哪些属于“情况说明”?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情况说明”?其存在有无法律依据?“情况说明”是否属于证据?以后的发展趋势如何?为探讨上述问题,笔者冒昧撰写此文。 　　 　　一、情况说明的现状分析 　　 　　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有被害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公诉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鉴定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但本文的“情况说明”笔者界定为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产生的说明。特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以单位名义就刑事案件中存在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的工作说明、工作情况、说明等等的总称。[1]根据“情况说明”内容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关于未刑讯逼供的、查找证人、被害人未果的、案件来源的、不能辨认原因的、案件管辖的、证明主体身份的、通话记录的、自首立功的等等。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无关于“情况说明”的法律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见“情况说明”的直接规定。与此相类似的是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53条规定,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以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提供证据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该解释是目前唯一有关涉及“情况说明”的一个规定。但显而易见,该规定仅仅是关于提供证据副本而非原件时的一个说明,和本文中的情况说明相距甚远。虽然法律并没有关于情况说明的规定,但近年来情况说明的使用却大幅提升。究其原因在于: 　　(一)刑事案件发生的不可逆性、不可再现性决定了需要情况说明来补充。一切刑事案件都是过去发生的不能重演的事件,除了侦查人员收到举报信息,立即赶赴现场目睹并抓获正在实施犯罪的情况外,其他办案人员不可能目睹案件发生的过程,而只能在案件发生以后,通过收集、审查、判断证据,通过一整套法定程序查清案件事实。而人对案件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会发生疏漏甚至错误,此时便需要对之前确认的事实或作出的判断进行补充、说明甚至否定,才能形成对整个案件事实认定的完整的证据链。如作案工具未提取到;赃物未缴获等这些情况对于一宗案件事实的定罪虽没有影响,但从诉讼的严密性和完整性来考虑,必须要求侦查机关出具说明,对上述情形加以补充。 　　(二)审查起诉阶段较侦查阶段对证据要求更为严密,需要情况说明来增强。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对案件事实及证据情况有不同要求。如《刑事诉讼法》第83条规定,在立案阶段,侦查机关(部门)只要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即可立案侦查;《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在批准逮捕阶段,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在提起公诉阶段,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随着诉讼阶段的深入,对案件事实及证据情况的要求也会不断强化,其严密性呈现出递进的特征,如对案件事实的要求从立案之初的有犯罪事实到提起公诉的犯罪事实清楚;对证据情况的要求由批捕阶段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到起诉阶段乃至审判阶段的证据确实、充分。由于获取证据的主体与审查证据的主体通常不同,运用证据的视角和目的性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对证据的把握也会存在不同标准。可能出现侦查机关忽略或是认为无关紧要的情节,而公诉部门或是法院却认为会影响到对案件的判断,不可或缺。在这种情形下,侦查机关可以通过办案情况说明来有效弥补证据的缺陷。 　　(三)某些情况说明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刑事诉讼过程中除了追求查明事实真相外,也要强调诉讼的时限性和经济性。有些情况说明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如侦查机关提供的现场勘查笔录和相片,如果笔录和相片中关于部分细节描述不一致,而侦查机关稍加解释就能消除矛盾之处,则侦查机关采取情况说明的方式即可,无需再重新进行勘查,因为重新勘查的已不是“现场”。因此,此类情况说明一方面有利于公诉阶段、审判阶段承办人形成完整的内心确信;另一方面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四)部分侦查人员责任意识淡薄,习惯用情况说明来替代繁琐的调查取证过程。应该承认,绝大多数侦查人员取证责任意识是强的,但不可否认,在繁重的案件压力下,部分侦查人员责任意识淡薄。尤其是面对公诉机关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因为案件是否能批捕才是他们的考核指标,只要案件批捕下来,能否起诉不是他们考核的衡量标准,因此,对于退回补充侦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