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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茨与普罗普一种电影研究方法论联系 　　[摘要] 麦茨的第一电影符号学放弃了寻找电影中最小单位的努力，转而强调电影语法中的“造句法”，这让他的方法论不同于了列维－斯特劳斯式的发现静态的文化结构的作法，而是侧重了普罗普式的电影经验现象中的组合关系，也就是电影的叙事功能或者说大组合段。但是研究这一功能必须在人的意识领域，因此，在完成了这一阶段之后，麦茨的电影理论自然地转向了对电影观影主体的心理分析研究，也就是电影第二符号学。 　　[关键词] 方法论 结构 功能 大组合段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4.033 　　克里斯蒂安#8226;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理论是在欧洲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建立的。一般意义上认为，麦茨先后创立了以文学结构主义为思想源头的第一电影符号学，以及以精神分析结构主义为思想源头的第二电影符号学。在本文看来，麦茨思想路径的演进，与结构主义思潮自身在方法论上的摇摆有密切关系。这一摇摆简单而言就是从存在论到认识论再回到存在论的过程。具体说来，就是由初期自索绪尔经列维-斯特劳斯发展出来的寻找社会历史文化中的静态的结构，到普罗普探索结构的功能及其组合方式，最后到拉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转向寻找主体的认知结构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此，探索麦茨电影符号学的转向，必须要把它放在结构主义自身的转向这一进程中来理解。一般而言，西方电影研究者普遍都注意麦茨理论和早期的罗兰#8226;巴尔特结构主义方法的联系，国内研究者这方面的成果也不少。然而在本文中，我们尝试探讨麦茨电影理论和普罗普的结构形态学在方法论层面的关系，从而梳理出麦茨由第一电影符号学转向精神分析符号学的理论路径，即由探索电影自身的符号结构转向研究观众的认知结构的过程。 　　讨论麦茨电影理论与普罗普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普罗普对麦茨的电影理论表面上看是微小的。在《电影语言》（英译本）这部书中，麦茨大约只有四次提到了普罗普[1]，而且在这几处大多是把普罗普的观点作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概念来论述，没有专门阐明他对自己方法论的影响。但是正如当前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普罗普的思想可以被看作是结构主义在法国理论之外的一个重要补充。本文认为，麦茨与普罗普的联系不在具体的方法上，而在更深远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层面上。 　　首先看一下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普罗普对民间故事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他不是从情节研究民间故事，而是从情节的功能研究民间故事。普罗普关于功能的概念是这样定义的：“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神奇故事的功能有这样四种基本特征： 　　1、角色的功能充当了故事的稳定不变因素，他们不依赖于由谁来完成以及怎样完成。它们构成了故事的基本组成成分。2、神奇故事已知的功能项是有限的。3、功能项的排列顺序永远是同一的。于是：4、所有神奇故事按其构成都是同一类型。[2] 　　列维-斯特劳斯在批评普罗普时，强调自己的结构方法“在于在不同内容内部标记不变的形式”，而“相反，某些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不恰当地依靠的结构分析，在于在可变的形式背后寻找复现内容。”[3]这一批评其实就是他与普罗普理论的分野所在。普罗普自己坚持认为，他对民间故事的功能研究，是限定在所谓的“神奇故事”（wonderlate）――也就是国际通行的民间故事分类系统中的AT300-749型故事中的。这也就是普罗普称作的“经验主义研究”的方法。在他与列维-斯特劳斯的争论中，这一方法是区别于后者的结构“本体论”的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主义的看法与揭示一切文化和神话特殊的、历史地变化着的各种显现之下的共同结构原理有关。这些结构原理涉及到人类心灵逻辑上的和普遍的特征，其心理结构存在于一切可以发现的文化神话的各种经验特征的背后，对它们进行划分，并产生它们。……它是看不到的，却能产生或者‘引起’可以观察到的东西。”[4] 　　普罗普触及到了列维-斯特劳斯没有涉及到的问题。在他看来，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普遍心理结构让民间故事也像神话一样。普罗普并没有试图去寻找一种无意识的结构，而是认为它是借助社会-历史原因形成的。因此，普罗普式的结构主义放弃了寻找无意识的努力，而有意识地去选择可以观察到的结构，因而把结构的研究转向了认识论。也就是说，通过认识结构的组合，或者各种组合衍生出的情节，才能认识总体性的“故事结构”。[5] 普罗普认为：“研究所有种类故事的结构，是故事的历史研究最必要的前提条件。（而）形式规律性的研究是历史规律性研究的先决条件。”[6]那么形式规律性的研究又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上的呢？就是经验研究，建立在以往的学者如阿尔奈的分类基础上，由此普罗普选择了神奇故事作为形态学的研究对象。即AT300-749号故事。这种限定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