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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跨界协作模式研究 ［ ］通过分析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现状以及我国现有地方政 府合作机制中的互利模式、大行政单位主导模式和中央诱导模式三种 模式的特点，得出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跨界协作适用于中央诱导 模式，最后提出实施该模式的对策建议，即中央政府应对跨界协作行 为进行引导和激励、限制地方政府间过度竞争、设立专门管理机构。 和著作权归原 所右，如存不 愿意被转载的情况， 己 ［关键词］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跨界协作模式 ［D0I］1013939/jcnkizgsc201716035 我国省际民族聚居区普遍经济发展滞后，集老、少、边、穷于一 身，但“山同脉、水同源、人同族、民同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 相似性和相关性，资源禀赋相似，要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应加 强地方政府跨界协作，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共同抱团发展。行政区划 的边界划分和地区本位思想的盛行是阻碍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跨 界协作的巨大障碍。事实上，由于地方政府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 的关系，其跨界协作主要需要依靠利益驱动或是上级政府的推动。我 国幅员辽阔，地方政府间跨界协作模式有很多，比较典型的三种协作 模式可以概括为：互利模式、大行政单位主导模式和中央诱导模式。 [1] 1互利模式 互利模式是指地方政府开展跨界协作可以获取一定收益，在利益 驱动下，协作各方均可从协作中获益。互利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跨界协 作可以出现在各个领域中，是一种自发性的市场行为，存在着相应的 动力机制，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省际民族聚居区各地方经济发展落 后、政府思想保守，产业关联度弱，经济主体合作少，这势必带来地 方政府间交往少、跨界协作缺乏动力。目前，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 府跨界协作主要集中在边界治安维稳、文化交流等非经济事务上，在 经济建设上，各方视对方为竞争对手，争相幵发区域内资源，竞相打 造区域特色产业品牌，争做区域发展领头羊，相对弱小的企业等经济 主体无力也不愿开展合作，这导致地方政府在经济事务上跨界协作很 少。当区域内经济主体发展到足够壮大时，才有能力打破地域限制， 实现跨界兼并、秉组和整合。这时，地方政府间才需要在经济上合作 共赢、抱团发展，而简单依靠区域内经济自发性发展促进地方政府跨 界协作、互利共赢并不现实，也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因此，“互利模式” 在省?H民族聚居区现有状况下，并不具有可行性。 2大行政单位主导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合作各方中有一方或少数儿方相比其余各方在实 力上具有绝对优势，占据主导地位，称之为大行政单位。在大行政单 位的主导和组织下，区域内地方政府共同开展跨界协作。大行政单位 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合作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也从政府跨界 协作中获益较多，这与它在跨界协作过程中的付出相一致，符合权利 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以长三角地方政府跨界协作为例，上海市、南京 市、杭州市三市作为大行政单位，一直主导和引领着区域内经济社会 发展和政府跨界协作工作，也从区域抱团合作发展中获益颇多。 省际民族聚居区各地方远离所属省区行政中心，多处于偏远地带， 在上级政府政策扶持和发展规划上往往被忽略或处于边缘地带，多数 属于发展的经济洼地。因此，省际民族聚居区缺乏或不存在大行政单 位，不适用于大行政单位主导模式。 3中央诱导模式 中央诱导模式也即由中央政府制定区域内地方政府跨界协作政策 和具体措施，在其鼓励、要求和强制下，地方政府间开展跨界横向协 作。 目前，我国发展比较完善的地方政府合作应当是在中央政府诱导 下的地方政府跨区域对U支援和帮扶，主要体现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 对口支援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沿海发达城市对口帮扶贵州省为例，宁 波、青岛、大连、深圳、上海、杭州、苏州、广州8个城市“一对一” 帮扶贵州除贵阳市外的8个市州。这种帮扶名义下的地方政府合作具 有明显的发展优势，一方面，接受帮扶的地方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而 积极配合、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对U帮扶工作被中央政府 纳入到地方政府政绩评价中，支援一方的地方政府为完成中央的支援 帮扶任务，获得中央的认可，也愿意和努力有所作为，这都成为对门 帮扶工作得以维持和快速发展的动力。地方政府跨区域对口帮扶、跨 界协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归根结底是巾于中央政府将此项工作与 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升迁挂钩，来源于中央政府的鼓励和重视。 省际民族聚居区各地方政府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跨界 协作要么依靠利益驱动，要么动力来源于中央政府的鼓励、安排和命 令。利益驱动下的地方政府跨界协作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具有一 定的自发性，但不适用于现阶段我国省际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滞后的 各地方政府，只有当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各种资源要素 相互流动频繁，不断冲破行政区划限制，而现有行政藩篱阻碍丫要素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