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帝下韩国近代文学与冲绳.PDF

日帝下 韩国近代文学与冲绳 金在湧 1. 荒谬的出口；新体制论 朝鲜文人们于1938 年10 月武汉三镇沦陷后，开始了两极化道路的探索。一方，是完全 接纳日本殖民主义体制、主张成为日本实质上的臣民，虽然根据其内部的志向不同而存在一 1 定差异 ，但基本上是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以内鲜一体为目标进行日语创作的文人们。另一 方面是不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地批判内鲜一体的文人们。后者坚信，虽然有时候 必须用到日语，但基本上应该用朝鲜语进行创作。因此，对日本帝国和前者的知识分子们力 荐的日语创作持批判性立场。1940 年10 月提出了新体制论，地方文化论也被提倡，那些 批判日语创作的文人们企图积极利用这些言论。因为，将东南亚地区也纳入视野内的新体制 论，朝着保障各地区自立性的方向迈进，以此为据也可以期待朝鲜地区的特殊性和自立性得 到确保。 1936 年末以后，由南总督主导的内鲜一体论在武汉三镇沦陷后愈发强势，失去了抵抗据 点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们，虽有些荒谬却从新体制论中找到了突破口。因为，在内鲜一体论中， 朝鲜性的部分无所依托，然而在新体制论的地方文化论中却有谋求朝鲜性的可能。因此，朝 鲜的知识阶级为了在新体制论确立后加以利用，开始了各方面的努力。杂志《朝光》说服了 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负责人岸田国士和朝鲜的朝鲜国民总力朝鲜联盟文化部负责人矢锅永 三郎，与作家林和、金史良进行对谈。林和、金史良对杂志社的“将新体制论所标榜的地方 文化论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新转机”这一企划产生了共鸣，积极的接受了对谈邀请。林和 与金史良在日渐强势的日语创作压力下拥护朝鲜语创作，他们想要利用这一局面使情势对自 己更加有利。 在朝鲜京城举行的林和与矢锅永三郎的对谈中，其核心问题是关于朝鲜语创作。1938 年 10 月武汉三镇沦陷后，日本文人们访问朝鲜的机会大幅增加。也有以访问朝鲜本身为目的 的旅行，但更多的是在访问满洲国和中国前线途中顺路前往京城。此时通过总督的日语机关 报《京城日报》的斡旋，使日朝文人展开座谈，在这样的座谈中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围绕日 语创作和朝鲜语创作的问题。日本作家以各种理由向朝鲜作家推荐日语创作，对此朝鲜作家 们的反应分为两类。对日本的内鲜一体方针持批判态度的文人们拒绝使用日语创作，赞同该 方针的人们则欣然接受。访问朝鲜的日本作家与朝鲜作家的对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38 年10 月的座谈会。京城日报社组织武汉三镇刚刚沦陷后前往中国的日本作家，与朝鲜作家 展开“朝鲜文化的将来与现在”座谈会，并在报纸上连载（京城日报，1938.11.29-12.7 ）。 林和出席了此次座谈会，听到日本作家们对日语创作的力荐感到深刻的耻辱。然而，在这个 总督府企划下开展的座谈会上无法吐露内心的真实想法，只能迂回委婉的表达了意见。对于 在这样日渐强势的压迫下痛苦不堪的林和，新体制论成为了一个荒谬的突破口。他看出，帝 国日本不仅向东北亚，甚至向东南亚进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新体制论，是朝鲜的 批判性知识分子可以加以利用的，使他们得以喘息的一个突破口。可以看出，林和将新体制 1 关于对日协力的朝鲜作家其内部差异及类型，参照笔者 『風化と記憶：日帝末親日協力文学の再認識』 ソミョン出版社，2016. 1 论作为荒谬的突破口，不顾被周围误解的危险，展开了积极应对。 1941 年1 月召开的林和与矢锅永三郎的对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朝鲜语创作与日语创作 的问题。 林和：稍微考虑一下，觉得似乎看上去是一个遥远的将来的问题，然而仔细想想却觉 得是现在的问题。比如语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是在与内地人交谈时，稍有 论及便容易造成误解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事情需要彼此敞开胸襟相互交流。语言从另 一个角度来讲，一般会令人强烈地联想到乡土色彩、民族色彩。并且，从另一个方面来 看，语言是一个民族、一片乡土中最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事物，自然、历史、血统等 是无法被翻译的，是无法被取代的。然而举一个例子，朝鲜的“sa rang ”这个词，国 语（日语）里译作“爱”。能够被翻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朝鲜语并不是朝鲜 特有的狭隘思想，而是更加普遍的思考和健康的思想也可以融入其中。如此想来，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