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与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魏晋“言意之辨”缘起新论.docVIP

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与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一一魏晋“言意之辨”缘起新论 内容提要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 建 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 也是中国哲学 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魏晋“言意之辨” 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 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一一‘言尽意” 论和“象尽意”论一一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 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 发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 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在魏晋 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 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 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 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关键词 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经典文本/终极价值 魏晋时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的鼎盛时期, 而魏晋“言意之辨”的概念，则是由汤用彤先生于1942年 首先提出来的［1］（P. 240） o按照汤用彤先生的观点，魏晋 “言意之辨实亦起于汉魏间之名学”，而“名理之学源于评 论人物”，“故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 [2]（P.2 4）。然而，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 中国哲学 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 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 建构的理论和方法。它 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 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 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 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一一“言尽意”论和“象尽 意”论一一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 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言意 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 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 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 从现代哲学的视域看，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 肇端于中国哲学 性建构的先秦时期或中国“哲学的突 破”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以 社会治乱和终极关切为旨归，既缘起于所行之道”或 “生生之道”，向着为形上本体之“道”的理性升华及其语 言的表达，又缘起于《易传》 对《周易》文本的哲学 解释，并集中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人类语言能否完 全表达体认主体对本体存在之“道”的体认以及究竟应当 如何表达主体对本体之“道”的理解和认识的问题；其二 是《周易》文本中的“言”、“象”、“数”符号系统是否完 全表达了圣人之意，通过《周易》言”、“象”、“数”符号 系统能否可以完全理解和把握圣人之意的问题。可以说， 这两个问题既是中国哲学的初始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中 心论题和先秦诸子的“言意之辨”经过“两汉诸儒的宗经 正纬”在魏晋时期重新兴起的思想基础、理论来源和深层 原因。 “道”是老子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范畴。而 如果说中国“哲学的突破”以“道”作为哲学本体论范畴 的提出为标志的话，那么老子则不仅是“道”本体论哲学 的创立者或中国哲学的开创者，而且同时也是从“道”的 形而上的层面上“非言”的第一人。而当老子作为本体存 在之“道”的体认主体和言说主体同时出现时，即在他不 得不提出和表达自己对“道”的体认时，首当其冲的问题 便是，能否言说和究竟应当如何言说的问题。而当他试图 对“道”进行言说时，便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本 体存在之“道”与人类语言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难以逾越 的鸿沟，这就是著名的“言道悖论”。 《老子》开宗明义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老子》二十五章）在老子看来，“道”虽‘可 道”，但言说出来的“道”已不是心中的那个“道”或本来 意义上的“道”；“道”虽可名之为“道”，但可名的 “道”也已不是心中的那个“道”或本来意义上的“道”。 而“道”之所以不可言说，不可以名之，首先是因为“道” 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本质和本体。其次是因为，“名” 是相对于“实”而言的，“道”既非“有”，又非“实”， 当然，不可以“名”举之。而依照“物固有形，形固有名” 的命名标准，故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的说法和“寻寻呵，不可名也”的感叹。 当然，这并不是要放弃一切形式的言说。事实上，当 老子在说“道可道，非常道”时，本身就是在言说那本不 可言说的“道”。不过，在老子看来，言说出来的“道”， 已经不是心目中的“道”，或本然“存在”的“道” 了。 “道出言，淡无味，视不可见，听不足闻，用不可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