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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方法及其运用议论文 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应当具有高尚的职业道 德，丰富的法律知识，惟法律是从的信念自不待言，但更 重要的是其应具有裁判案件的执业能力。因为裁判能力的 高低直接决定了案件处理的好坏，但由于前些年司法界和 理论界对法律方法问题一直缺乏关注，一方面导致法官裁 判能力的培养缺少上层的推动力而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因 缺乏相关专业教材，即使想培训亦倍感无奈。随着近年来 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官裁判能力的提高问题日益得到司法 界的重视，诸多学者亦开始重视法律方法问题的研究，更 有热心者为其推广而四处奔波。笔者不避浅陋，试就法律 方法及其运用问题加以探讨。 一、法律方法之重要性 方法，是指在给定的前提下，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釆取 的行动。所谓法律方法是指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 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或者说，它是由成文法 向判决转换的方法，即把法律的内容用到裁判案件中的方 法。［3］广义的法律方法包括法律思维方式、法律运用的各 种技巧和一般的法律方法，狭义的法律方法仅指法律（解释） 方法。本文主要围绕狭义的法律方法加以探讨，当然其中 有关分析也可能适用于广义的法律方法。 我国法学界对于法律方法的研究与应用情况是怎样的 呢？按照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的观点，“清末民初，西学东 渐，医学、工程学与法学相继发轲，起点相若。顾70年来, 医学、工程学早自医生、工匠阶段起飞，进步一日 千里；独法学犹邯郸学步，笼罩在概念阴影之下，良堪浩 叹。……推其原因，固有多端。然最主要者，厥习法者多 不知法学方法为何所致。” [4]（序言）虽然其所指的是台湾 法学界，因一向疏于方法论之研究，致法学之发达甚受限 制。但内地法学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内地法学界忽视方法 之倾向更为严重，对法律方法的忽视，导致了学界对此关 注不够，法律系学生大多欠缺法律思考之基本工具，实务 界的法官执业技能不高，法院判决之理由，不讲求法学上 之论辩，而其他法律从业者如律师、检察官对法律方法亦 知之甚少，更谈不上运用娴熟了。 法律方法近几年来逐渐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引起重 视，究其原因，是其对法治所具有的积极推动意义，主要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方法能保证法律人较为 准确地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事实的法律意义，从而在成 文法律与事实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使共性的法律与个案 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使纠纷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第二, 法律方法能排除人们对法律的任意理解，它为防止专断与 任意设置了 “思维方式”的藩篱。法治从其根本上来说， 主要是防止专断与任意。为达到此项目的，立法者设计了 规则、程序。可是我国近20年的法治实践正在提醒我们， 由于轻视法律方法的研究与培养，我们已经明确的大量规 则、程序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三，法律方法提升 了法律人处理纠纷的能力，从而增大了法律的自生能力和 适应复杂社会的功能。法律必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这 就要求法律具有“活”的因素。法律之“活”要求它应具 备一定的自生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和活生生的社会 相融。但法律的自生能力应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而法律 方法正是划定法治框架的基本手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认为，法治离不开法律方法，没有法律方法的法治， 离专制几乎没有距离，甚至法制还可能成为专制的托词。 由上可知，法治之实现，法律秩序之构建，须仰赖法 学家和法律家于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中关注法律方法。而 法律方法对法官尤其重要，法官只有借助于各种法律方法 才能把成文法和司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疏通由法律规 则到个案判决的转换过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要想做一个好法官，必须掌握好裁判方法。 二、法律方法之具体分析 关于法律方法的具体内容，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国内学者陈金钊教授认为，司法过程中的一般法律方法， 主要包括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价值衡量、漏 洞补充以及法律论证方法。［3］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将法律 （解释）方法分为三类：狭义的法律解释、价值补充、漏洞 补充。其中，狭义的法律解释又分为文义解释、论理解释、 社会学解释。而论理解释则具体包括：体系解释、法意解 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4］日本学者伊藤正 己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有：文学解释、文理解释、扩 张解释与缩小解释、类推解释与反对解释、当然解释。 ［5 ］（第20-21页）梁慧星教授基本同意杨仁寿先生的分类法。 （注：文中关于法律方法的具体分析，参考、借鉴了梁慧星 教授的观点，许多问题也针对其观点展开，特此说明并致 谢。）而普通法系中的法官在判词中讨论法律解释问题时， 常常交替地应用三种方法：文理解释、“黄金规则”、论理 解释。［6］（第5页） 综合来看，可以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四类：狭义的 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补充方法、不确定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