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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究 摘要：清代科举考试存在重视首场考试的倾向，书坊敏锐 地意识到出版相关图书的商机，在与文人的密切配合下，大 量地出版了内容符合朝廷规定、素质参差不齐的四书应举用 书，包括“讲章”、“举业制艺”和“考据训诂”等，来全 面满足考生备考所需。朝廷虽试图通过各种举措来消弭这些 应举用书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地方官员和学校教官的怠 职，这些举措收效甚微。 关键词：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在唐代确立后，书坊为了满足考生的需要，生 产了林林总总备考的辅助读物，它们的出版在宋、元、明取 得了一定进展。坊刻应举用书的出版在经历了清初较为低迷 的氛围后，逐渐呈上扬趋势，在嘉、道年间出现了 “如山如 海”的繁盛局面。根据清政府规定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书坊 生产了帮助士子了解经书意旨的四书五经讲章、指导写作四 书文和五经文章法结构的制义、考据训诂四书人物事物的参 考书、八股文选本、古文选本、试律诗选本等林林总总的应 举用书。 清代科举“虽分三场”，却“只重首场”，士人读书方 向主要集中在首场科举考试的四书文，故四书应举用书是士 子重视诵习的读物。那么，这些四书应举用书的种类为何？ 其内容与形式特点为何？其价值及其对士子的影响又为 何？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的种类 “明代儒生，以时文为重”，说明有明一代科考偏重首 场时文。清代重蹈明代覆辙，朝廷虽屡次申诫，截至清末科 举“虽分三场，而只重首场”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既重首 场，按理言士子定当在学校教官的督导下不遗余力地钻研朝 廷规定的《四书集注》。事与愿违，除少数以振拔人才为己 任的教官尚有直接施教之举外，多数教官不能切实履行施教 之责。 清代的学校制度，国子监为国学，府、州、县学为地方 学，二者构成学校系统的主干，书院为此系统的支派，莫不 受政府的管辖、督查和经费的支持。它们大抵以教人科举入 仕为宗旨，而科举之学尤重者为首场之四书文，即时文或八 股文，乡、会试如此，生员的岁、科试也是如此，莫不以四 书文为重。不仅如此，国学和府、州、县学，可说仅有考课, 鲜事讲学，教官虽责在训迪士子，但除少数尚有直接施教之 举外，多数“昏耄龙钟，滥竽恋栈”的教官不能切实履行施 教之责，其所司则为月课、季考，其考绩也是以士子考试成 绩为根据，故而教官与学生虽有“师生之名”，“而无训诲 之实”。书院所重亦在考课，山长除阅月课试卷外，别无 他事”，罕有教学。最后演变到国学、府、州、县学、书院 甚至连考课学生一事也都不认真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士子 尤其是能力欠佳的士子只得寻求其它途径来了解四书的意 涵，而诵读研习坊间俯拾即是的四书应举用书是一个途径。 四书应举用书可细分为“讲章”、“举业制艺”和‘考 据训诂”三种。所谓“讲章”，大抵皆是为科举而作的讲义, 以便于士子了解经书意旨。叶启勋指出：自元祐复科举后, 以四书悬为功令，讲章一派，从此而开。”皇庆二年(1313) 十一月，元仁宗(1311—1320年在位)诏告天下复行科举。 规定蒙古和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 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 文辞典雅者为中选。”汉人和南人则稍有不同，“第一场明 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 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 于是，“阐明(四书)义理之书，遂为戈取利禄之具”。 这类图书可以溯源到元代人倪士毅的《四书辑释》。此 书后来成了明永乐年间胡广(1369—1418)等奉敕纂修《四 书大全》的蓝本。明代此类著作很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则 莫过于《四书大全》。四库馆臣指出：后来四书讲章浩如 烟海，皆是编(《四书大全》)为之滥觞。”自《四书大全》 以后的四书讲章，当以蔡清(1453—1508)的《四书蒙引》 为最早。稍后的有林希元(1482—1567)的《四书存疑》和 陈琛(1477—1545)的《四书浅说》，它们问世后几成明代 四书讲章的经典性著作。 入清以后，除沿用前朝文人编撰的坊刻讲章外，士子们 也研习了清代文人编撰的这类图书，其数量亦极为可观。在 康熙间编撰的四书讲章有郭善邻的《说四书》、黄昌衢汇编 的《四书述朱》、董哲、陈玫纂辑的《四书备解》、金松的《四 书讲》、范翔的《四书体注》、吕留良的《天盖楼四书语录》、 《四书讲义》、李沛霖的《四书诸儒辑要》、朱奇生纂的《四 书发注》、张槿时的《四书合参析疑》、周大璋的《四书朱子 大全精言》、黄越的《四书或问语类大全合订》、浦泰的《四 书阐注》等。雍正间有戴鉱的《四书讲义尊闻录》、翁後的 《四书遵注》、许泰交的《四书大全学知录》等。乾隆间有 任启运的《四书约旨》、王步青的《朱子四书本义汇参》、范 凝鼎的《四书句读释义》、任时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