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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 　　摘　要：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仍然不完善，存在思想上、体制上和法制上的很多不足。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任重而道远。文章就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对其的改革措施进行浅析。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度；行政部门；行政问责主体　　中图分类号：D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45(XX)06-0116-02　　　　一、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现状　　　　行政问责制，是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一)我国的行政问责制的建立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的建立是从XX年的“非典”时期开始的，从XX年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引咎辞职的石破天惊，到XX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引咎辞职的波澜不惊，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浙江海宁、安徽阜阳等部门和地区一批官员，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和违法乱纪“落马”或遭严厉处分，表明问责制已实实在在地走进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行政问责体制的出台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理念的体现，也是政府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　　　　(二)行政问责制度科学体系由“权利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　　XX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供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把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实施和推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对提高行政效能，促使行政领导恪尽职守、依法行政，解决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和对上级决定执行不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制度问责，意味着任何行政问责行为发生都需要依照法律的条例进行。　　　　(三)行政问责内容由“追究有过”向“追究无为”深化　　纵观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可以发现，受到问责的主体往往是因为“出了问题”或者犯了错误的领导，而随着行政问责改革的深入，政府对于行政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不能够“犯错误”，同时也要有积极地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以往的很多“太平官”，信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官处世准则，这不利于提高机关工作效率，不利于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严重损害机关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江苏省沭阳县湖东镇近日召开的中层干部会议上的一位“不速之客”――县纪委监察员在会议上对镇党委书记进行公开问责。其问责缘由是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个镇小城镇5+1工程建设推进不力，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被予以诫勉谈话。　　　　(四)行政问责领域由“事故多发部门、政府部门”向其他权力部门扩大　　我国的问责事件，在问责原因和内容构成中，行政机关因为工作失职是主要原因，占问责总数的近84％。同时，因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工作失职又成了整个工作失职中的主要部分。这表明，我国行政问责主要针对的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机关领导所承担的工作失职责任。这样的问责领域太过狭窄，特别是对于我国的权力部门的问责显得十分不足。从XX年开始，行政问责的范围不断拓宽。首先，公共服务、工作决策、行政执法等领域的诸多事件都被划定在可问责范围内。例如，环保部门就曾刮过一场“问责风暴”，四川成都某区环保局局长赖建能因四川沱江污染事件而被撤职，副局长宋世英、区环保局环境监测站站长张明被追究刑事责任；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而引咎辞职。其次，党群组织、公检法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也被纳入问责的范围中。如浙江省出台的《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一章第四条就明确规定：　　“本办法适用本省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以及经授权委托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　　　　(五)行政问责主体由“部门问责”向“人民群众问责”转变　　我国的行政问责大多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内部问责(即同体问责)，在具体问责方式上也大多是“行政问责”，但从本质上来说。真正应该实行问责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才是权利所有的根源。所谓“权为民所授”，则是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授权给政府，政府授权给官员。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政府则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当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工作不满意时，有权要求负责的官员作出交代，并适当的承担责任。　　行政问责主体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在过去的“部门问责”中，特别是对一些各部门“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事情，个人责任的判定就更加困难，甚至出现“集体负责”即是无责的情况，直接导致了问责工作推进难、问责工作操作难和问责工作监督难“三大难题”。　　　　二、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