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丶中国及全球性关联.pdf

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 作者：彭慕兰 本文结合了两项研究，第一是大家较熟悉的比较研究，主要针对中国 和欧洲的消费、收入等项目进行讨论。结果发现在 1750 年左右，中 国与欧洲较为发达地区在许多重要的经济表现极为相似。更令人惊讶 的是，虽然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极为稠密，在 1750 年时 这些地区的生态问题并不比欧洲经济发展地区更为严重。[1] 因此， 这些生态问题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在 19 世纪时东西方的巨大差异。 本文的第二项研究比较特别，乃利用中国经验来检视欧洲。在这里我 用了两个 18 世纪的例子来讨论——这两个例子通常被用来说明何以 欧洲经济有惊人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却停滞不前。结果发现中国与欧洲 有许多相似之处，表示两者的差异是一种不连续性的、外因性 （exogenous ）的发展。 三十年前,中西的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 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 （pre-industrial ）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 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 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 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 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 后来的学者则是对这些特征产生许多质疑。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欧 洲的工业化只是长期缓慢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早在频繁的洲际贸易之 前，欧洲已经出现市场、分工、创新及无数人进行小额利润积累等现 象；就连一些洲际贸易并不十分活跃的国家也不例外。换言之，欧洲 的工业化并不像英国一样有着全球性的影响。 我在最近出版的书中指出，这个结论容易误导我们对中国与欧洲的认 识。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 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 dynamics）在中 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 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 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 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 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 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 ）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 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更别说丹麦了，它以劳力高 度密集的方式解决类似的生态问题以增加农业生产，其代价却是手工 业的停滞不前，以及每单位工时的产出降低；这种情况到 1850 年以 后才有所改变。[2] ）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 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 在影响深远的“渐进学派”中，Jan DeVries 认为工业革命是他所谓 “勤俭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的一部分。勤俭革命的第一 阶段，约自 1550 至 1850 年左右，西北欧的生产方式有革命性的改变： 工作时间延长，且将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以市场交易为目的的生产； 至于所需的消费品则不再由家庭自行生产，改由市场购得。因此，勤 俭革命导致两项结果：牺牲闲暇以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及市场导向的 专业化生产以提高生产效能。[3] 在 16 至 18 世纪，中国与日本核心地区也出现类似的生产方式。因此 欧洲的工业化需要一个不同的解释。以下的讨论会说明勤俭革命在欧 洲及东亚核心地区所产生不同的结果，并不是因为经济制度、社会心 态或人口结构所造成的，而是因为煤矿所在的位置，以及在不同的政 治结构下所形成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当然，这也与创新发明有关， 但重要的差异仍源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本论文包括四部分：1）比较中国与欧洲的消费水平；2 ）分析中国劳 动市场及家户劳动力的分配；3 ）检讨 18 世纪欧亚地区所面临限制经 济成长的生态因素；4 ）讨论何以中国勤俭革命的停滞不前，恰巧与 欧洲人口及每人产能的提高同时发生，后者的生态问题却趋于缓和。 大众消费与勤俭革命 1430 年至 1550 年间，欧洲每小时或每日工资的购买力急遽下降，直 至 1840 年或更晚才逐渐恢复到 1350 年的水准。[4] 不过这段期间的 遗产清单显示，特别是在 1650 年以后，一般人民的财产明显的增加。 DeVries 的勤俭革命有助于解释这种矛盾现象。由于人们延长工作时 数以增加市场取向的生产，这使得他们能购买消费性耐久产品及日趋 昂贵的面包。这可能减少人们的闲暇时间，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