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张星曜宗教思想浅析.docVIP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历史学 张星曜宗教思想浅析 基督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宗教文化积淀，对社会生活以及众多学科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历来是学术界着力研究的对象。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与东正教三大教派，在我国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传播广泛一些。在我国新教习惯上被称为基督教，其信徒人数也远多于天主教。故而在以往的基督教研究中，新教的比重远远大于天主教，对天主教的研究略显薄弱而且并不全面，特别是对本土天主教和普通教徒的研究就更加缺乏。 （一）中国天主教研究的历史 13世纪末14世纪初天主教组织方济各会传入中国，成为天主教传入的标志。但是据我国史学家陈垣考证，“盖也里可温皆色目人，现尚未发现有中国人为也里可温教者，更讲不到本色教会也”，就是说在元朝天主教基本没有得到传播，甚至没有汉人信徒。1369年，元顺帝出逃漠北，天主教也随着元朝的灭之而在汉人地区。在这种处境下，对中国天主教的研究基本上是没人也没有条件进行的。 从元亡到明末是天主教在中国的真空期，这一时期中国既没有天主教会也没有教徒，直至明末传教士的到来。15—16世纪，传教士受派遣到海外，以罗明坚、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先后奉命进入中国，有些甚至受到皇帝的重用。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教，天主教得到传播，出现了一批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天主教徒。由于本土文化与天主教本质理念上的差距，来华传教士与本土士大夫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就在于天主教的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上，出现了“耶儒”之论、“正邪”之分、“华夷”之谈、以及“礼仪之争”和“神名之辩”等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内容上牵涉到对天主教的不同层面、不同观点的研究和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天主教研究开始兴起。相对的也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著述。利类思的《不得已辩》、杨光先的《不得已》、利安当《天儒印》、刘凝等所作的《觉斯录》、张星曜的《天儒同异考》、徐昌治编《破邪集》等都是当时所作。但总的说来，这些著述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攻击性，十分片面，成果不大，流布不广。清康熙年间，各地传教士26人解京遣送广州。1720年，清朝全面禁教后，研究中止。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了，传教士们借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便利加快了天主教的传布，义和团运动和1922年至1927年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使得天主教两度振兴。新中国成立前，在天主教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学者陈垣。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天主教研究方面的论著，开创了天主教研究的新局面。而天主教神父徐总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对明清传教士的论述十分详细。本时期天主教研究以明清天主教传华史为主，理论研究较少。 天主教研究在我国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初步探索、圣经翻译与研究、史料文献的积累、民国年间的广泛争论以及西方神学、哲学、伦理学、教会史的翻译与介绍几个不同阶段，为后人的研究作了准备。但是，在建国之初，中共中央采取限制外国传教士离境的方针。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取缔教会大学，取消宗教学系，大学里不再开设宗教的有关课程。中断了建国前的天主教研究传统，而反洋教研究成为当时天主教研究领域的主要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1965年，共发表反洋教的论文95篇，专著以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李时岳的《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为代表。同时，还有大量篇幅不大的文章发表与大大小小的中央与地方的报刊，主题都是大同小异的揭露天主教的侵略行为。但是，如此大的数量也无法掩盖其内容的苍白。正如有人评论的：“这一时期的某些成果与其说是学术论文，毋宁说是政论文章，反帝的义愤和革命的激情超越了理性的分析和历史的求证。”“文革”十年中，天主教、基督教会本身被当作四旧而被清扫批斗，就是连意识形态化的天主教研究也无从谈起。 1979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教案研究率先复苏。1982年起举行了多届反洋教运动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研讨会，开辟了教案问题研究的新局面，天主教研究逐渐呈现出学术繁荣的景象。1981年，顾长声出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虽以传教士为书名，但内容关涉基督教在华整体，是大陆方面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且结构合理，对此领域贡献甚大，但因成书早，未能摆脱政治观念之束缚，对材料的解释与选择未免片面，影响其学术价值。该书其后又两次重版，内容略有增补。此后整个八十年代，大陆没有其他通史性著作出版。整体来说，八十年代出版的有价值的作品不多。这一时期更多地是在谨慎地去除“泛政治化”制约的影响，为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天主教研究做了准备。 九十年代，中国本土的天主教研究出现些微变化，逐渐改变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的单一模式。学界不断涌现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发掘新的材料之著作。整体上来看，以研究传教士为中心不断转向以研究中国本土信徒为主，以著名信徒为中心转向普通信徒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