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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中介在现代交易中重要作用和制度需求摘要：近年来，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呈现出了扩张发展的趋势。在市场交易条件日益复杂的现代交易中，该义务确能缩减交易双方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但却同时产生了不少阻却信息被有效使用的障碍，而且该义务也存在着一些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缺陷。信息中介由于具备信息处理优势，能对克服这些障碍和缺陷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制度建构层面，应围绕信息中介的特点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以促进其快速发展，使扩张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的立法目的得以真正实现。关键词：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中介；声誉机制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 (2013) 04-0005-07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交易标的呈现复杂化发展趋势，交易所涉及的因素也日益增多，人们逐渐发现自己对所从事的交易越来越“陌生”。要在此种复杂的条件下真正实现交易目的，市场主体就必须尽可能掌握与交易有关的各种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交易决策。市场主体获取信息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但相较于其它信息来源，由最了解该交易的合同相对方提供的信息无疑是最为重要，也是最契合交易需要的。然则，在缔约磋商阶段，由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对抗性且尚未建立充分的信赖关系，因而缺乏向对方披露自己所掌握的信息的足够激励，一方甚至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故意隐瞒重要信息。基于此，现代合同法通过扩张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一一要求信息拥有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时即应当向对方披露相关信息，强化当事人在先合同阶段的信息传递，辅助当事人作出正确的交易决策并进而订立恰当的合同条款。从比较法上看，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合同立法、司法活动都呈现出强化和扩张该义务的趋势。在大陆法系中，法国法上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的扩张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立法机构开始在技术合同中向专业当事人施加大量的信息披露义务，然而这一规则在法院的实际适用中却远远超出了技术合同的范畴，并开始向一般合同中的普通当事人进行扩展。Prosser对此评论道, 法国法正走向对正当行为所要求的所有实质性事实必须负有全部披露义务的这一最终结果。[1]51现今法国法上的披露义务由《法国民法典》第1108、1109、1110、1116以及1643条作为一般性披露条款，辅之以大量的成文法和行政法规中的特殊披露规定所构成。在法国法院的相关判例中，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亦屡屡成为信息劣势方的重要救济手段。在德国，除了通过成文法在特殊交易领域中作出了若干细致的披露规定外，在司法判例中，法官通过扩展《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于法的适用层面推动了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在德国的快速发展。[2]596-602在美国，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均极大限缩了caveat emptor （买方自慎规则）”的适用范围在该规则下，当事人于缔约磋商阶段不承担信息披露义务。，而向当事人施加了广泛的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欧盟则在已拟定的《欧洲合同法基本原则》第4章第103、104、106、107条中专门对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进行了规定，并通过近年来颁布的若干指令细化披露要求。就我国而言，除却《合同法》第42条作出了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的一般性规定外，在调整消费关系、保险合同、医疗合同、不动产交易、机动车交易、拍卖等领域的法律中, 该义务均不同程度地被强化。应当说就当下而言，国内外实务界均意识到了该义务在复杂的现代交易背景下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掀起了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的立法浪潮，而且从法的实施效果看，该义务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合同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避免了由此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仅仅依靠该义务并不足以完全实现信息在当事人间充分、有效地传递。在该义务被立法和司法扩张使用的大背景下，从信息被充分披露到信息被有效利用之间存在如下障碍：首先，先合同信息披露义务无法要求信息优势方披露不能在法律上被证实的信息。在市场交易中，这种不能在法律上被证实但对作出交易决定起着重要作用的信息并不在少数。如劳动市场上，法律可以要求应聘者披露年龄、性别、学历、工作经历等可以被证实的信息以供潜在雇主进行筛选，但无法要求应聘者披露其是否勤劳、是否有责任心、是否积极向上等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对雇主作出是否雇用的决定同样重要，但即便法律作出披露要求，雇主在雇用前也无法识别这些信息的真伪。类似的在代理法律关系中，被代理人也同样无法对代理人是否能恰当履行忠实义务、勤勉义务作出判断。此外，在消费者场合，如果面对的是经验商品经验商品指的是商品非标准化，且其质量只有在使用后才能了解的商品。，那么即便卖方披露大量信息仍不足以使消费者相信其质量。其次，信息劣势方很可能无法准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