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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转型、制度与福利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 个由缓慢到突变再缓慢的过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在不 同地区开始了交替与漫长的蜕变。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 是制度安排随着制度设计者和制度试验者对经济发展规律 的不断纠偏与修正的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而交易费用的 多寡为制度安排的好坏提供了标准，然而制度的好坏又为 福利的多寡制造福音或祸音。 关键词：发展转型交易费用制度福利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必 然从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规律演化。经济的发展大致有 三种驱动类型：资源驱动型、技术驱动型和混合驱动型。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仍然是以资源驱动为主， 技术驱动为辅的发展模式为主基调，面临有限的资源的硬 约束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转变当前的发展 模式迫在眉睫，走循环经济的道路才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 择。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复杂的地理环境的特点，珠江 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冀塘地区和环渤海圈的经济飞速 发展在资源瓶颈的困境中开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抛弃 资源驱动转向技术驱动的漫漫长路。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资源日渐枯竭和当地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也在寻找经济发 展模式的转型，但重化行业的沉没成本和转换成本超高和 行业的惯性很大，它的发展模式转型要比珠江三角洲等地 的转型沉重的多。 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来的快速的经济 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的重点倾斜与具有相对比较优势 的区位资源。事实上在珠江三角洲最早试点的经济特区也 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比较好的经济制度安排， 这种经济制度安排节约了很多内生交易费用，经济特区内 的行政壁垒由于中央政府政策安排的倾斜明显低于其它行 政区划，那么经济特区内的交易双方用于打理行政机构的 费用远远少于其它行政区划，但外生交易费用的节约需要 一个全局性的好的制度安排，尽管如此，这样的制度安排 仍然大大地刺激了特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开始了中国最早 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块先驱阵地。在经济特区 的建立初期，由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经济特区的市场化进程的全面、快速推进。随着 检验真理的全国性大讨论的展开，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有 力突破和以“世界经济自由中心”著称的香港对深圳经济 特区的高辐射的效应，经济特区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深 圳经济特区和一海相望的香港遥相呼应，香港的服装产业 和电子产业的链条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向深圳的快速转移 之路，“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充分发挥了深圳和香港的初 始资源禀赋的开发，深圳以不可替代的优势成了香港的经 济后花园。 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初的初级产业集群在和香港互动、 双赢的模式下初具规模。深圳经济特区在初级产业集群初 具规模和国际贸易中转站的双重经济力臂的引擎下开始向 周边城市辐射，东莞、惠州、中山、佛山等诸多城市纷纷 受益于深圳经济特区初级产业集群的产业链的有效承接。 这种辐射能力随着辐射半径的逐渐拉长其辐射能量越来越 衰竭，直到为零。与此同时，深圳的国际贸易中转站的特 殊窗口为国外先进的工艺技术吸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传 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周边城市只要用很低的成 本就能从深圳这个通向世界的窗口模仿到先进的工艺技术 和管理经验，这大大地刺激了周边城市和深圳之间商业交 易的往来频度，专业化程度因此加深，深圳的产业集群开 始升级换代，初级产业集群慢慢转移给了周边城市。由于 产业集群的精细和深度发展的需要，企业飞速的扩张对资 金的深度需求呼唤一个能为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资本 市场，金融服务业在这样的背景下隆重登场，为后来的金 融制度的不断演进提供了历史数据和经验。虽然当时的资 本市场的设立是为国有企业的资金服务，但这种试错式的 金融制度安排为以后的经济改革扫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上的 障碍。就目前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情况而言，制度性的障碍 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90年代广东是以深圳为中心，广州 为枢纽的双位置交互作用的发展模式，产业集群在全省大 范围的建立，对企业工人极大需求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全国 民工潮的兴起，这股热潮一直滚向二十一世纪，延续至今。 在这股浩浩荡荡的民工潮的驱逐下，人力资本的大面积、 跨区域地流动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 一个新的平台，财 富的重新分配影响资本的流入流出，渐渐地拉大了省际之 间的财富鸿沟。90年代中后期，数以万计的中青年的强劳 动力从全国各地赶往沿海发达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特别是 广东的城市成了广大农村青年渴望的“天堂”，深圳理所当 然地成了大家心目中的“中国纽约”，带着强烈脱贫致富的 愿望来到这些城市淘金。“淘金热”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 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地震，对建国初期为了便于 区划管理而创立的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造成强冲击，随之 而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生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