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docVIP

抵制东瀛文体: 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 论争  清季最后几年，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前此 不甚被看重的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被视为“国粹”的 要素之一；故国粹学派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一个重点 即落实在语言文字之上。伴随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与其 密切相关的文体问题也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 “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新名词”越来越 流行于中国的同时，贬斥和抵制“东瀛文体”也日渐形成 朝野一致的风气（这样的“一致”不必是朝野共谋的，也 未必是有意识的）。实藤惠秀关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研究仍 是这方面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 学曰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 83年。该 书中关于翻译出版的内容有两章，而关于汉语摄取日本词 语的更有专章详论，并述及“文体”问题。），其余经常提 及清季“新文体”特别是“新名词”的论著尚多，但专门 的研讨似尚少见（注：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一 一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宄》（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 出版社，1997年）颇有可参考的内容；熊月之的《西学东 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含有关于“新 名词”的综论性陈述（672 -678页）；王奇生曾注意到“文 体”问题，参见其《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 版社，1992年）309-312页。另外，一般关于梁启超的传 记都会提到所谓“梁笔”，一般关于张之洞的传记也都会多 少提及他反对使用新名词之事，不过两者也多是提到而己 并当参阅高名凯、刘正谈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 改革出版社，1958年）。）。实则关于文体和新名词的争议不 仅反映了清季士人对一些基本思想和学术问题的见解，揭 示出时人对日本这一敌国既试图效法又欲有所区别的心 态，尤可见当时新旧的纠缠互渗己到较难区分的程度，似 尚可进一步深入探索。本文无意全面论述这个问题，仅就 其一些侧面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 一引言：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 中国引进西学，一开始就是开办同文馆、广方言馆等 后来也正是从语言文字方面发现西学侵入中学己极深，而 引起一些士人之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读 书人观念转变的演化进程。同文馆最初开办时，仅选八旗 少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到同治五年（约1866年）则提出 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出身的学员，结果引起强烈反 弹，形成一场大争论（注：关于这场争论的研究甚多，对 其诠释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守旧与维新之争到顽固与改良、 落后与先进的斗争，再到中学与西学（或中西文化）之争， 最后是传统与近代化的冲突。李细珠的《晚清保守思想的 原型__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65- 186页）应是最新的论述，作者以为这是“传统社会的惰性 力量与近代化进程的矛盾冲突”，反映出“以国家为主体的 向西方学习的早期近代化运动与社会的排外主义的民族情 绪之间出现了极端紧张的关系”。）。虽然当时反对者的核心 考虑恐怕主要在正途出身一点，但学外文则无所谓，增学 其他内容则力争之，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士人多视语言文 字为工具，对之并不重视。 类似的观念延续到戊戌维新时期，惟立场已发生根本 转变。孙家鼐在甲午后议设京师大学堂时，便认为同文馆 和各省广方言馆不过“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 十译繙人才而止”。梁启超在大约同时也指出，“今之同文 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 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 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 不揣其本”（注：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 绪二十二年七月），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 刊?戊戌变法》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4 25页；梁 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光绪二十二年），《饮冰室 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19页。）。 过去是新旧双方对学外国语文尚能接受，而增学其他 便有争议；如今是其他内容才更应该学，语文则不足道。 对西学的整体认识已大变，然轻视语言文字则仍旧。虽然 这些人所言及者实际为外文，但中外语言文字在性质上是 相通的，在言及外文时无意中透露出那种认为语文“浅” 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此时中国士大夫对整体的语言 文字仍不够看重，后来主张改革中文甚至废弃中文者，正 多从其仅为“工具”这一角度出发。 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之 《学务纲要》第13、14条规定，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 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 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但在“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 白”之后，“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其所本之道 理颇有趣：“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 不窒碍；而粗通洋文者往往以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