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儿歌的“歌谣”文体特征--毕业论文.doc

【标题】浅论儿歌的“歌谣”文体特征 【作者】梅 欢 【关键词】??儿歌??民间歌谣??文体特征 【指导老师】韦济木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引言儿歌是以低幼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以韵语描述一件或数件事物的、富有情趣的歌谣。“儿歌”这一名称在我国正式使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把征集来的歌谣中的儿童歌谣，冠以“儿歌”的名称在歌谣周刊上发表。我国古代的儿歌，也称童谣、儿语、小儿谣、孺子歌等，是流传在民间的、儿童乐于传诵的?、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短小韵文体。严格的说来，儿歌并不是专属于儿童文学。它其实是一种边缘文学样式，与其它民歌一样，是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字出现以前，它已在人类世界存在，它凭着口耳相授，一代代流传下来，是祖先们教育、娱乐后代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活在孩子们口头的文学。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儿歌成为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的样式之一，同时也是儿童最早接触的文学样式。人从呱呱落地起，便受着儿歌—韵律优美、语言和谐的摇篮曲的熏陶。婴儿不会说话，但能感知声音并逐渐辨别音响的感情色彩，在感知—刺激—感知的过程中，他们的神经得到发展。优美的儿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许多人在头发斑白时都还记得幼时所唱的儿歌。印度文豪泰戈尔在《我的童年》中曾写道：“从母亲嘴里听来的儿歌倒是孩子们最初学到的文学，在他们的心上最有吸引盘踞的力量。”[1]儿歌作为一种边缘文学，发掘儿歌中的歌谣文体色彩，向民间传统儿歌学习并进行比较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泊，对儿歌创作以及儿童教育方面有重要作用。对儿童来说，儿歌是心灵的需要，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精神粮食，是其他文学样式难以替代的。儿歌能够陶冶儿童情操，启迪智慧，培养良好的品质，但在现实中，儿歌的创作远远不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儿童找不到足够的适合他们吟唱的优秀儿歌，且受到网络化、影视化的影响，儿童跟着成人唱流行歌曲，稚嫩的声音与充斥着“爱”呀“恨”呀之类词眼的流行歌曲很不相称。儿童自己创作的儿歌也常常传递出不和谐的音符，“灰色”童谣在中小学校园里广为流传，它们在内容上颠覆正统、藐视崇高、形式上怪异、搞笑，这些不得不引起社会的关注，以及教育者的思考。因此对儿歌“歌谣”文体特征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0世纪以来在歌谣研究的繁荣背景下，对儿歌的研究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14年周作人《儿歌之研究》是我国儿歌研究的第一篇系统文字，该文摒弃人们对儿歌的传统偏见，从“儿童的”“艺术的”两个基本立场为儿歌正名，肯定其对儿童教育的重要功能。1923年周作人在《吕坤的演小儿语》一文中指出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1929年戚维翰作《儿童的歌谣》，进一步强调了儿歌的重要性与其特别的艺术品性。1936年徐若作《儿歌的唱法》注目于儿歌实践的研究：研究歌谣。1936年苏子涵作《儿歌中的教训与希望》，主要讨论儿歌的教育意义。1939年，蒲风从教育学的角度把儿歌分为“预言的”、“象征的”、“生活缩映的”、“教育的”、“艺术的”几类，指出儿歌具有“简短”、“活泼天真，音韵多变换，连接灵活，伸缩自如，不刻板”等特征。[2]建国以后，谭达先从民间文学角度出发，认为优秀的民间儿歌，“在内容上便充满了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在艺术上，它所惯用的种种表现方法，如拟人，夸张等也表现一种异常巧妙、和谐为儿童们所欢迎”[3]新时期以来，一些儿童文学家和民间文学家对儿歌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金燕玉在《儿童文学初探》一书中，将儿歌的特征概括为“篇幅短小，内容浅显，明白如话，动作性强”[4]p144“音乐性很强，句式整齐，音韵和谐，富有节奏，朗朗上口”。[4]p146浦曼汀主编的《儿童文学概论》中认为儿歌“内容浅显，主旨单一”、“篇幅短小，易记易唱”、“无固定的章法结构或一成不变的句式”。[5]民间文学家叶春生、李惠芳、吴超等大多从民间文学、民俗文学角度出发研究儿歌的特征。叶春生认为儿歌是“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又便于儿童吟唱的短歌”[6]李惠芳认为儿歌是“儿童中间长期流传、广泛传唱的一种韵语体式的口头短歌”[7]p171吴超从句式、音乐节奏、用韵、章法四方面对儿歌的形式及其格律所具有的特征进行论述，认为儿歌“一般都比较短小，句式多样，富有变化，节奏鲜明，韵律优美，音乐性强，读起来琅琅上口，易念易记易传，富有表现力和地方色彩。”[8]前贤们对儿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系统、深入研究儿歌的“歌谣”文体特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儿歌研究著作并不多见，尤其是把儿歌与歌谣结合起来分析的著作更是罕见，本文从民俗学的角度以及儿童文学的角度对儿歌的“歌谣”文体特征进行探讨，使我们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儿童身上，以期对儿歌创作提一些理论依据，使我们的儿歌创作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