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律》中的共同犯罪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论文.docxVIP

略论《唐律 略论《唐律》中的共同犯罪 青海师范大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AGE PAGE 13 PAGE PAGE 10 绪 论 一 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共同犯罪在律法中的规定经过漫长演变，及至《唐律》，古代共 同犯罪的概念，基本的形态已经确定下来，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学界对共同犯 罪的研究并不多，涉及到的案例也很少，基本上都是从法理学的思路去分析此问 题。 （一）中国古代共同犯罪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关于共同犯罪的记载，其概念的确定、形态的区分 最终完善，经历了较长的时期。现在，众多学者认为，共同犯罪形态在法律中的 提及，开始于先秦时期，秦朝至隋朝为共同犯罪概念形成和发展时期，唐朝则是 共同犯罪规定的完善时期。 范莉在《唐律疏议之共同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5））一 文中介绍到，《尚书.胤征》中有”歼厥渠魁，胁从罔问”的规定,此为共同犯罪规 定的萌芽，《秦律》对共同犯罪区分实行犯与非实行犯，并对共犯成员的量刑做 了详细的规定。《汉律》中增加了教令犯的规定。《 晋书.刑法志》将共同犯罪人 分为造意、谋、 率、 强 等。《唐律》对于共同犯罪有总则和分则的规定，并为 后世所沿袭。 马聪在《中国古代共同犯罪的发展历史》（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4（12））一文中，将中国古代共同犯罪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社会 至先秦为萌芽阶段；秦至三国为形成阶段；唐代至清代为成熟阶段。作者认为， 《尚书》中载有“蛮夷华夏，寇贼奸究”， 共同犯罪的概念至迟在原始社会末期 就已出现，《汉律》将共同犯罪成员区分为“首恶”、“造意”、“非本造意”几类； 《晋书.刑法志》增加了“谋”、“率”、“强”、“群”等概念。《唐律》对共同犯罪 的总则和分则性的规定成为后世共同犯罪立法的典范，宋元明清时期继承下来。 （二）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 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共同犯罪的主体（犯罪成员）、共同犯罪的客体 （侵害对象）、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故意或者过失 ）、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犯 罪事实）。 钱大群在《唐律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三编中分析了犯罪主 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书中的分析思路对于本文的 写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叶茁在《中国古代共同犯罪主观方面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4（4）） 一文中指出，古代刑法的归罪原则有客观归责（即依据有关危害行为、危害状态、 实害结果定罪，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的现象大量存在）、主观归责（以犯意存在 为定罪标准的情形也普遍存在），基于这两个原则，作者认为，共同犯罪主观方 面有故意和过失之分，所以在量刑时，大部分犯罪“以故意为限，过失不为罪”。 （三）共同犯罪的类型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共犯者，造意者为首，随从者减一等。”“造意 为首，余并为从”即在法律上对共同犯罪成员区分首从。学界除了根据这一原则 区分共同犯罪成员的首从，还从不同的角度对《唐律》中共同犯罪的类型加以区 分。 王昭振在《论唐律中的首犯与从犯》（《南都学坛》2007（3））一文中认为对 共同犯罪成员首犯与从犯的区分有几种角度；其一，以是否造意区分;其二，以 血缘关系区分；其三，以职务隶属关系区分。 黄莎在《唐律中共犯人的分类及其现代借鉴价值》（《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7（5））一文中认为,唐律中并不严格遵循造意者为首的标准，而是根据具体 犯罪事实区分首从；根据特定的身份关系决定首从(如家庭关系,职务关系,主奴关 系)；根据客观要素区分首从。 许利飞在《论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法学评论》1999 年（4））一文中认 为，造意者是否为首犯，还需结合其是否实行犯罪及是否分赃为标准来判断，《唐 律》不仅存在正犯的概念，也有共犯的概念，共犯包括帮助犯、教唆犯，但不存 在胁从犯。 综合来看，学界在区分首犯、从犯时，不仅考虑到法律原则上规定的“造意 为首，余并为从”，而且也考虑到了从共同犯罪行为的实际危害程度和共同犯罪 成员在犯罪过程中各自的实际危害程度进行区分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法律一方面在维护法律的相对公正和公平，一方面也在极力维护统 治阶层的利益和维护伦理道德。故基于身份差别的考虑，共同犯罪的形式也不同。 钱大群在《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 年 8 月）中认为，监临主守共犯， 无条件以监临主守为首犯；家庭成员共犯原则上只处罚家长；主奴共犯原则上要 根据共同犯罪的实情区分首犯与从犯。 （四）《唐律》对共同犯罪成员的处罚 仁井田陞在《唐律的通则性规定及其由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中提到，如果本条中有“皆”字者，就不分 首从一同处罚，如《贼盗律》中关于谋反、谋叛以及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