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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的重构前 
论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的重构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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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达,新的技术载体和传播形式层出不穷,相应的 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与案件密切相关的新类型的证明材料,例如:交通事 故认定书、测谎结论、电子记录、情况说明等,这些证明材料往往与案情密切关 联,对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指控犯罪也具有重要意义,即证明材料本身具有证 明案件事实的能力。但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却是,这些新型的证明材料因为未 纳入法律的明文规定之中,从而不具有法律赋予的证据资格。因为,我国的法定 证据种类采用的是明文列举的方式,法定的证据只有七大类,而以上新类型的证 明材料严格说来不属于七大类中的任何一类,所以在实务中经常会遭遇责难与质 疑以致难以运用,同时也造成了司法实务中的极大困惑。鉴于此,反思我国现存 的证据种类体系,思考重构或修正刑事证据种类,对于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来说, 显得极为必要。
实际上,源于对以法定证据为核心的严格证明制度的不满,即使在大陆法系 国家,也逐步倾向于采取自由证明的方式,而其基础即在于不受法定证据形式的 束缚。例如德国学者就主张:“对于除此以外之事项(即指法定的证据种类—— 译者注)法院得以一般实务之惯例以自由证明之方式之,亦即可不拘任何方式来 获取可信性 ;在许多案例中对此只需有纯粹的可使人相信之释明程度即已 足。”①在实务中,采取法定证据种类以外的材料来证明案件事实,已经是各国司 法中屡见不鲜的做法。毕竟,证据种类只是个形式问题,而证据的实质则是相关 材料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以此而言,突破原有证据种类的框架,将相关事 实材料纳入证据体系之中,既是司法公正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也是办案过程的客 观需要。
社会在发展之中,证据自然也在发展之中。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 绳”的法律适用原则之下,对于能够证成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无论其是否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之内,都应当纳入证据体系之中。毕竟,立法者不可能预见社会未 来发展的一切情况,这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和
①  [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第 21 版),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8 页。
前  言	论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的重构
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要伴随着一个颁布制定法的持续性浪潮”,①包括证
据法在内的法律的制定与修正更是理所当然。为此,我们结合自身的办案实践, 对于这一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① [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三联书店 1990 年版,第 54 页。
论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的重构第一章 
论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的重构
第一章  刑事证据种类的发展趋势
第一章  
第一章  刑事证据种类的发展趋势
论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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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刑事证据种类的发展趋势
一、证据种类的历史考察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的广泛运用。科技的发展固然 促成了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但也与以法律为代表的上层建筑发生着多方面的碰 撞,证据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现代科技内在的主动性使传统证据种类体系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其快速发展的态势甚至可能使已经设想的方案马上会变得过时。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能够和案件事实发生关联的各种各样的新材料层出不 穷,这是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在刑事案件中有些新型的材料与案件 事实密切关联,对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在某些个案中,某个新材 料的采信与否,还会对于判定罪与非罪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客观现实却是, 即便这些新材料的真实性与关联性能得以确认,却遭遇了“合法性”确认的瓶颈, 使侦查人员或公诉人要面对诸如“它们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否会被 法院采信?”等难题的困扰。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2 条对证据种类的列 举式规定,将以上多种形式的证明材料排除在法定证据形式之外,从而使未纳入 上述法定证据形式的多种证明材料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可见,新的证据形式对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如果有重要作用应否赋予其证据资格,对刑事证据种类体系应 否进行重构或者修正等,是事关司法公正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以及以事实为根据 的法律适用原则能否得以执行的大事,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从历史上看,证据的种类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发 展完善的。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司法经验的不完善,实践中 奉行的多是神示证据制度。所谓神示证据,是指司法人员用一定形式邀请神灵帮助 裁断案情,并且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作为裁判的依据。①神示证据制 度断案的方式主要有神誓、水审、火审、决斗等。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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