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女性世界还原考察.doc

《红楼梦》女性世界还原考察 （古代小说与女性话题） 提供一个参照系 比较的方法，是具有说服力与震撼力的。梳理一下《红楼梦》之前乃至《红楼梦》之后的知名小说中的女性现象，对走近《红楼梦》的女性观念、人文精神和艺术追求，或许大有裨益。 一位大思想家说，“在任何社会中，女人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又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可悲的是，自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以来，两种性别从不曾平等地分享过这个世界。男人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规范女人，女人则遵照（或不自知地遵照）男人的期待去创造自己。 由此，不仅男人所写的关于女人的一切具有某种可怀疑性，即使女人笔下的女人，也或显或隐地透露着父系文化性歧视的信息。 先看《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纯粹的男子汉小说，是为积极入世的男人们谱写的英雄谱。 凭感觉，《三国演义》好女人居多。着墨较浓的女人，大都是成功男人走向成功或获得某种价值定位的帮手或秘密武器。坏女人不仅屈指可数（如刘表后妻蔡氏，袁绍后妻刘氏，黄奎之妾春香，曹丕之妃郭氏，全尚之妻孙氏等），且着墨不多，没给读者留下多少印象。 此外，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竟然没有承传史传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女色亡国论”的滥调，不把男人失败的诱因归罪于女人（这与《水浒传》不同）。在全书那一大堆被挤出历史舞台的大男人中间，只有董卓和吕布是两个例外。这算是罗贯中的一点脱俗吧。 然而，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考察，罗贯中不视女人为“人”。《三国演义》中的多数女人不成其为“人”，更谈不上什么合乎逻辑的性格史了。 说得骇人听闻一点，她们是带有工具性的。是作家随意雕塑随意遣使的三种工具。 首先是男人进行政治较量的工具。如貂蝉，如孙尚香，还有吴国太等。不同的是，貂蝉的充当工具是主动请缨的结果，孙尚香、吴国太则是无意之间不知不觉地被人利用和驱使的。她们的故事具有单纯性质。她们被赋予的某种独特身分或性格特色（貂蝉是妙龄歌伎，孙尚香是巾帼英雄还是国太掌上明珠，吴国太颇受孙权敬重还有一位老友即义务情报官乔国老等）都是为完成其政治使命所作的铺垫，最低限度的铺垫。三人之中，孙尚香、吴国太的那点铺垫还基本够用；对貂蝉所作的铺垫就捉襟见肘了。试想，一个十几岁的歌伎，即使从小在王允府中长大，多少有点政治熏陶，加上从歌词曲文中获得的那点社会人生知识，可毕竟没有任何从事间谍工作（而且是双面间谍）的实际经验，怎么可能初学乍练之下，便炉火纯青，驾轻就熟，机警老道，见风使舵，把三个超级政治人物（大权奸，大武将，大谋士）玩于股掌之上呢？难怪毛宗岗调侃说：“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女将军真可畏哉！” 罗贯中笔下的貂蝉，与寻常本真的“人”风马牛。 罗贯中笔下的女性，还是作家张扬正统思想和节烈观念的工具。 徐庶之母，王经之母，两个被作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过场人物，却担负着张扬正统、维护朝纲的重大使命，并为此大义凛然地死去。这二人很合乎毛宗岗的口味，他在赞赏王经之母时说：“可与徐庶之母并传。庶母欲其子忠汉，经母喜其子忠魏，同一意也。” 在这架天平上，曹皇后（献帝之后，曹丕之妹）颇有点特别性。在嘉靖本中，面对曹丕篡汉之举，曹后是助其兄而斥献帝的；可到了毛本中，毛宗岗便让她高扬起“君君臣臣”的大纛，变成助献帝斥兄的保皇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其他，如糜夫人为保全阿斗、方便赵云，投井而死；刘谌（刘禅第五子）之妻激励丈夫，誓不降魏，立志殉国，并求先死；曹文叔之妻为夫守节，割耳明志，割鼻自誓，等等，无不像流星一闪即逝却留在了读者心头。作家弘扬节烈女子的初衷以一贯之，淋漓尽致。 除上述两大使命外，《三国演义》的多数女性，只是作为传宗接代的衔接符号而被提及的。严格地说，不宜计入“人物”谱系之中，徒有称谓，没有生命，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如诸葛亮之妻黄氏，刘表前妻陈氏，刘备之妻甘夫人，等。有的甚至连传宗接代的使命也未必承担，而仅仅是有身份男人的身份象征。 《三国演义》切割了男人人生舞台的一半。《三国演义》中的英雄拒绝女人，拒绝温情。比如孔明。作为全书脊梁人物，竟然也没有婚恋，没有家庭，不与妻儿同在。直到他死后许久，直到魏军兵临城下，直到蜀国濒临危亡关头，才有人想起他的后代子孙，力荐他的儿子孙子们去力挽狂澜。到这种时候，作家才猛然醒悟，觉得需要交代一下诸葛亮原是有儿子、而且他的儿子原是有母亲的：“其母黄氏，即黄承彦之女也。母貌甚丑，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之学，夫人多所赞助焉。及武侯死后，夫人寻逝，临终遗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这些话已是第117回的事了。如果不是国难当头之时有人想到诸葛瞻，黄氏其人就永远难见天日了。也算是母因子而传世吧。 至于关、张、赵等人的婚姻状况和妻室信息，比诸葛亮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