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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政治审议与协商宪法监督论文 一、“人民必得出场”:英国脱欧的政治宪法学反思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英国发生了两场举世瞩目的全民公投(referendum)。在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苏格兰选民最终选择了保留在一个统一的联合王国之内。然而在2016年的第二场全民公投的结果却是“脱欧派”以微弱优势战胜“留欧派”，让盲目乐观、毫无心理准备的人们大跌眼镜。英国脱离欧盟的结果引发了英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的短期剧烈动荡和长期不确定性。时任英国首相卡梅隆辞职以承担发动脱欧公投的政治后果;在随后的2017年大选中，由于脱欧议题的复杂性与分裂性导致产生了一个没有任何政党过半的“悬峙议会”。特蕾莎#8226;梅不得不与其他小党联合组阁，根本无法实现其选前所希冀的通过大选组成一个“稳固且强有力的政府”，从而挟民意与欧盟谈判的目的。在随后启动的脱欧谈判果然并不顺利，欧盟以强硬的姿态面对英国的分裂行为，甚至是有可能拒绝给予英国所希望的欧洲经济区成员待遇。2017年5月至11月，英国与欧盟进行了六轮谈判，一直毫无实质性进展，英国有可能面临“硬脱欧”的黯淡前景，而这可能会对英国贸易、金融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打击。在英国脱欧的影响下，一时间欧洲各国疑欧主义运动或者其他各种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也都此起彼伏，并形成亲欧盟的建制派精英与反欧盟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对立。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冲击举世瞩目，英国脱欧公投的前因、后果与未来也受到世人关注。英国脱欧的原因林林总总有很多，譬如说，英国保守主义与光荣孤立的传统对欧外交政策、民族主义与反全球化情绪的日渐浓厚、中东长期动荡带来的难民潮对欧盟一体化政策的冲击、全球反恐局势的恶化，以及政治精英为了党派利益而有意操弄民意，等等原因不一而足。这些社会背景、政治态势与社会思潮原因在很多文章中已经谈及，但是从宪法学角度对英国脱欧公投的制度结构进行反思的文章似乎还尚不多见。本文就试图从英国脱欧公投的制度背景谈起，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实际上，全民公投在英国宪法体系中并没有确定的位置，人民主权思想也并非是英国宪法的直接基础，因为自光荣革命以来，议会主权理论一直就是英国宪法的拱顶石。对议会主权理论作出最早最系统概括的，是18世纪英国宪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并得到后世戴雪等宪法学家的继承和发展。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解释，英国议会拥有一种“万能权”:“在制定及确认某项新法，扩大或限制某项法律的适用范围，撤销、废止或重新启用某项法律及对某项法律加以阐述方面，议会拥有的权力是至高无上且不受约束的”，亦即是说，议会是英国宪法“委托”主权的机构。〔2〕需要强调的是，英国宪法学说并不反对人民主权的思想，正如著名的辉格党人柏克所说:“虽然政府是一种有着神圣权威的机构，但它的形式和它的经管者，却通通源出于人民”〔3〕。但是，前有英国内战和共和国时期的惨烈教训，后有法国大革命血流成河的惨状，英国主流政治思想反对不受限制的激进民主思想，英国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因素必须以议会主权、代议制和法治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英国人看来，不受限制的激进民主在实质上是“革命和宪法的热忱的借口之下太频繁地脱离了自己的真正的原则”，“脱离产生了革命和存在于宪法之中的那种坚定的、审慎的(deliberate)而又深思熟虑的精神”〔4〕。柏克引用古希腊政治思想表示，直接民主在大型国家从来没有成功实践过。就18、19世纪的英国政治状况而言，英国民主制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其形态是以基层为主的，集中于议会选区内的选举与市镇社区的内部事务。即便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相对激进的全国性民主政治运动，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将政治目标集中于争取普选权和议会改革，相对而言很少脱离既有宪制框架。〔5〕正是这个原因，1975年的英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全民公投(恰巧是关于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身份)的合宪性就受到了广泛质疑，反对者质疑全民公投是否与议会主权这一宪法根基相容。实际上，就连两党领袖都对全民公投持反对态度。据记载，时任工党籍首相哈罗德#8226;威尔逊曾经坚决反对举行有关于欧共体成员身份的全民公投，只是后来迫于党内分裂的压力才不得不改弦更张，但他仍然坚持该次公投是“特殊状况”。〔6〕时任反对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也同样反对在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她后来在自传中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的立场是彻底地反对整套全民公投的理念，因为全民公投是违宪和非英国(un－british)的实践。”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在下议院发言就是坚决反对就欧共体成员身份举行全民公投:此次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完全就是提出一个疑问:何种问题需要举行全民公投?一个可能的回答是需要更改宪法的时候。可是，根据英国传统很难定义什么是更改宪法，因为英国宪法是如此的有赖于惯例与先例。如果的确存在恰当的宪法依据，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