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九章魏晋文论的自觉.pptx

第九章 魏晋文论的自觉;第一节曹丕《典论· 论文》与“文气说”;曹丕的《典论·论文》是自觉地对当时文人创作进行批评的一篇文论著作，它是魏晋文论的开山之作。“文气说”虽然仅见于曹丕《典论·论文》的短短几百字中，但思想内容却十分丰富，涉及文学的本体、作品的风格，以及批评的方法诸范畴。 建安文学的慷慨仗气，就是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出于人文情怀，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气概。汉末动乱既使人感到生命无常，同时也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缘。作家仗气骋词，正是建安文人建功立业思想在文学中的表现，它通过直抒胸臆，高扬个性而显现出来，这种主观之气由于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内容而精诚动人，慷慨高厉。 ;“文气说”与文学风格论;曹丕认为文章当以“气”为主。这种“气”体现在每个作家身上，又因人而异，好比吹奏音乐时，乐器构造??同，由于吹奏人用气不齐，巧拙有分，所以音调也各不相同，这种先天素质就是父亲也不能移给儿子，哥哥也不能传给弟弟。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大致是指一种组成宇宙万物和人身的物质性元素。由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视为一体，因此，哲学家们认为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也是由元气化合而成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引郑子产的话：“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杜预注云：“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来源于自然界的“六气”。这是一种古老而直观的对人的感情和意志来源的说法。 ;但是，首先把元气与人的气质、个性及其才能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却是在曹丕所处的汉末三国时代。当时的姚信在《士纬》中提出：“孔文举(融)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倬独立。”他认为孔融禀受的金气偏多，木气过少，以至性格刚直雄倬、桀骜不驯。刘劭《人物志》则认为人禀气有偏，性分各异。 ;曹丕“文以气为主”的“气”，大致与魏晋时代的用法相同，主要指作家的个性气质，它体现在作品中形成不同的气调风格，因此，他所说的“气”兼有内外合一的特点。曹丕的“文气说”在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把作家的气质和作品风格分为“清”与“浊”两种类型。他所说的“清”为高爽朗畅的风格，“浊”指纡缓沉滞的风格。自曹丕以“清浊”划分文章风格的阳刚阴柔之后，魏晋文论多沿用这个概念。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对建安七子等人的主“气”情况作了分析评价：“应玚和而不壮”，这是说应玚作品气调柔和而不遒壮；“刘桢壮而不密”，这是指刘桢作品气貌高爽劲健但不够细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这里对孔融作品的气调风貌大加称赞，说他超绝时人；“徐幹时有齐气”，这是说徐幹作品风格迂缓。徐幹长期生活在齐地，也不免沾染了这种习气，曹丕对此是很不赞赏的。尽管徐幹著《中论》二十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曹丕《与吴质书》），而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但曹丕在主“气”方面，仍将孔融置于徐幹之上，盛赞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可见，曹丕论文主要推崇作家风力气骨的遒劲刚健。这种审美理想，首先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使然。建安文人有感于当时的时代动荡，所以作品梗概多气，激昂慷慨。曹丕倡导阳刚之美，代表了建安文学的审美理想，它是当时动荡变迁的时代环境对建安文人的感召所造成的。 ; “文气说”与文学批评论;曹丕提出“诗赋欲丽”，这不仅有关文体风格的问题，而且是对两汉时代文学观念的纠正。两汉的辞赋理论与诗学，提倡的是讽谏劝美，重视的是诗赋中的政教内容，形式的工巧反被称作雕虫小技。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对两汉时代以《毛诗序》为代表的教化观念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的文学观念的建立，正是源于对文体的具体辨析。曹丕并非反对文学的教化，但是他认为要分清不同文体承担的功用，它们各有所司与所重，不能一概而论。就发挥政教而言，奏议、书论与铭诔也许作用更大，诗赋则适合于情性所发，吟咏所至。 ;曹丕把文体分为四科八类，基本上划清了当时和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体裁和两汉所说的诸子、六艺类的界限。而且前两类（书论、奏议）为无韵之体，后两类(诗赋、铭诔)为有韵之体，已经隐含着区别散、韵之体的意思在内。曹丕之后，从“缘情说 ”角度来分别文体的，当推西晋的陆机，其《文赋》把文体分为十体，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体。陆机本人是一个重视儒学教化的人，不过他毕竟看到了文学的特殊性，在文体论上，坚持通过分体文学来观察文学共性，此亦可见文体论的解放反过头来会带动整个文学观念的解放。 ;曹丕的作家论又与文体论直接有关。在曹丕看来，虽然作家俱禀元气，但由于禀受有偏，所以人的才性也各不相同。同样，“文本同而末异”，文章就其本体来说，都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但它的体裁又各不相同，分为诗赋、铭诔、奏议、书论等四科八体，“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由于八体不同，人各有所擅，只有少数通才兼擅各体。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