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十八章南宋文学批评.pptx

第十八章 南宋文学批评;第一节吕本中与张戒的诗论;吕本中的诗论，鲜明地展示了北宋至南宋的时代裂变在诗坛引起的变化。吕本中（1084—1145），原名大中，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初授承务郎。徽宗宣和六年（1124），为枢密院编修官。高宗绍兴六年（1136），召赐进士出身，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因忤秦桧罢官。江西诗派著名诗人。著有《东莱集》、《紫微诗话》、《江西诗社宗派图》。 ;吕本中早年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力推黄庭坚，江西诗派之得名，源于他的这篇作品。吕本中晚年有所后悔，在诗学上勇于自省，变创旧论。黄庭坚的诗论专在才学与法度上下功夫，有伤自然与灵动，他的一些门徒起而纠之，吕本中就是代表人物。吕本中与陆游、杨万里等人一道，通过自身的创作体会，将诗学功夫引向外部世界，注重探讨诗歌创作中的灵动因素，他的诗论游离于苏轼与黄庭坚之间，为南宋诗学向严羽《沧浪诗话》的演变做了铺垫。 ;吕本中在论活法时提出：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然余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夏均父集序》）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吕本中试图从江西诗派的窠臼中花样翻新。首先，吕本中的所谓“活法”，显然是针对死法而言的。江西诗派的末流，模拟前人，亦步亦趋，吕本中对此深为不满，看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他批评：“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一种诗学理论，如果失去了创新精神，就无法吸引后人，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所在。;虽然吕本中作过《江西诗社宗派图》，赞扬黄庭坚独变前人之弊，但后来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黄庭坚的诗作与诗学主张存在着追逐形式、忽弃创意的弊病：“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皆不可不知。”(《童蒙诗训》）其次，吕本中论活法毕竟是出自江西诗派内部的主张，其立足点乃是诗句与诗法，建立在对于规矩的再释基础之上，因此，吕本中对于规矩仍很重视，强调在规矩之上活起来，而不是抛弃规矩。 ;吕本中强调，当通过妙悟得到诗歌创作的妙谛时，就会获得至高的艺境，使所学之法真正活起来，“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在，万变无穷”（俞成《莹雪丛说》引）。吕本中强调艺术总体领悟的重要性，他从唐人书法学习的故事中受到启示，并用来说明超越诗法的艺术精神。他自己在南宋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写出了一些感触现实、忧患时难的诗歌作品，标志着宋代诗学越来越走向现实人生，眼光开始变得深远。严羽的诗论诞生在南宋末年，正表现出当时自我觉悟的士人精神。 ;南宋张戒（生卒年不详）的《岁寒堂诗话》是一部有影响的诗论，它主要依据传统诗学的观点，针对黄庭坚与苏轼的创作提出了批评意见。 张戒说：“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 (《岁寒堂诗话》）他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产物，咏物是余事，这主要是反对黄庭坚把咏物视作赏玩身边琐事的创作态度。张戒反对黄庭坚、苏轼“补缀奇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认为他们的做法违背了诗的含蓄和吟咏情性的美学特征。;他说：“《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 (《岁寒堂诗话》）张戒进而指出，过分追求诗中的用典和议论，追新逐奇，就会背离言志之本。 ;张戒还从含蓄蕴藉的“诗教”说出发，提倡言外之意、韵外之致。他说：“《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古诗云‘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齿终不发，芳心空自持’，皆无愧于《国风》矣。杜牧之云‘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词意浅露，略无余蕴。元、白、张籍，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张戒认为元白之诗并非不佳，然含蓄之处终归差了一些。他为此批评元白诗失之浅露：“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不过张戒批评的角度与黄庭坚对元、白的批评不同，不是指责其格调低下，而是认为其诗不够含蓄，失之直露。张戒虽主“中和蕴藉”，但并不否弃“美刺”精神。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在批判苏、黄诗风时，提倡“思无邪”与含蓄蕴藉的诗教原则，对后代以《诗经》为风教正宗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