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力文档第十九章 两宋的词论; 第一节 宋代词论概貌 ;词的创作从唐代开始出现，经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达到极盛后，词学理论也开始发展起来了。纵观两宋的词论，可以说是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
一是词体的界定和由此而引申出的婉约与豪放的风格之争；二是词的“清空”与“质实”的问题。
前者主要涉及对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的定位，后者则主要涉及词这一文体的创作品格问题，显示了词学批评的逐步形成和发展。
;词由于和声律的紧密联系，适于歌唱，节奏参差错落，句型长短不一，和整齐划一的四言、五言和七言诗体制的区别很明显。更重要的是，词起于民间的歌词，沿袭了它多言情事的传统，以表达男欢女爱为主要内容，以娱乐宾客为主要目的，所以它和抒发个人情怀抱负的诗不大相同。早期论词的一篇文章，五代的欧阳炯《花间集序》中说到：“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指出词合于声律的特征。又说“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指出词艳丽柔美的文辞风格。这就是早期文人对词体的看法。北宋以词著名的晏殊之子晏几道在他的《小山词》（原名《乐府补亡》）自序中说道：
;《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
;这是宋代词人第一次为自己的词集作序。序中明确指出，写词的目的就是“析醒解愠”，“期以自娱”。这与上述欧阳炯《花间集序》中所表达的对词创作功用的说法并无二致。内容题材的狭隘和娱宾遣兴的目的，使词的地位不及诗，形成“诗尊词卑”的局面。
;这种情形的改变始于苏轼。苏轼对于词的创作贡献自不必说，在词学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苏轼的词学思想主要是“以诗为词”和倡导豪放词风，由此大大拓宽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提高了词的地位。写于他著名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后的这段话是苏轼最早的词学宣言：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书》）
苏轼把词当成“古人长短句诗也”，“以诗为词”的思想已很明确，而“奇”、“雄”、“警拔”等词风的提法，明显与传统的婉约风格大相径庭，属于豪放的风格。苏轼在倡导豪放词风的同时，并不排斥婉约词风，只是不满于一种词风尽霸词坛的局面，倡举多种词风的兼容并存。这些观点对词学以后的发展，尤其是豪放派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北宋后期，词学理论出现了不少专集的序跋和专题词论，如黄庭坚的《小山词序》、晁补之的《词评》、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张耒的《东山词序》和李清照的《词论》等。词学批评开始从零散片段逐渐转入全面、系统，标志着词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人大多为苏门后学，观点不拘一格，各有开拓，但基本上倾向于婉约词论的开拓。其中黄庭坚《小山词序》着重强调了晏几道词脱于世俗之气的清新、纯情和动人的力量。陈师道则认为苏词以诗为词，并非本色，对苏轼的观点并不认可。张耒评词却源于苏轼，倡举自然。
;南宋初期，由于时局的风云突变，爱国之音激荡，词论的方向开始转变。王灼、胡寅等人的词论均极力推崇苏轼的豪放词风，反对恪守浅斟低唱的婉约传统。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词论家还有陆游，他欣赏苏轼的词风，肯定花间派表现出清新的艺术气息，但同时也反对“花间派”脱离社会现实的内容（参见《跋花间集》），基本上是传统的儒家教化的论调。;范开的《稼轩词序》和曾丰的《知稼翁词序》沿着陆游的思路继续往下走，词论的积极成分渐少。前者高度评价了辛弃疾词的成就，并生动描绘了辛词的特点，但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后者则以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教条束缚词的手脚，已经走到了豪放词论的末流。总之，南宋初期词论的概况是主题集中，即提倡豪放词风，而没有把北宋后期词风雅化的理论探讨继续深入下去。这也再次证明了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儒家的实用论观点总是占据上风。
;南宋中后期，由于朝廷偏安江南，苟且偷生，城市的工商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民族矛盾不像南宋初期那么尖锐，于是婉约派词论又一次成为主流，继续着关于词的雅化的探讨，但豪放派的声音也依然在唱响。其中婉约派的词论以沈义父和张炎为代表。
;沈义父(生卒年不详)，字伯时，震泽（今江苏太湖一带）人。所作《乐府指迷》篇幅不长，仅二十八则，却与王灼的《碧鸡漫志》和张炎的《词源》并称为宋代词论三部主要著作。词论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书前自序的“论词四标准”中：
;余自幼好吟诗，壬寅（理宗淳祐二年，即1242年）秋始识静翁（翁元龙，字时可，号处静，词名与吴文英并称）于泽滨，癸卯（淳祐三年）识梦窗。暇日相与唱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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