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力文档第十四章 隋代至盛唐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 隋代文学批评概要 ;隋代文学理论的重要人物为李谔（生卒年不详）。李谔是隋文帝的重要辅佐。他出于替隋初统治者建言的需要，向隋文帝提出重振儒家纲常的建议。当时隋文帝为了革除南朝的绮靡文风而大力倡导儒家文论，并以行政措施加以推动，甚至对上表华丽的刺史一级的行政官员加以惩治，以儆后人。《隋书·李谔传》记载：“谔又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于是上书提倡改革文风，力戒华靡文风。他在上书中提出：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李谔的上书，从儒??的教化论出发，指责六朝文风背离了风教原则，魏之三祖更是开风气之先，使两汉风教荡然无存，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李谔将儒家风教作为改革文风的武器，实际上很难收到实效。
;隋代文学批评的另一重要人物为隋末大儒王通（584？—618）。王通以继承孔子衣钵自居。在他的弟子依据其学说整理而成的《文中子》一书中，主动地提出复兴儒家文论的观念。该书的《天地篇》中记载王通弟子薛收称颂王通的话：“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在《事君篇》中，还记载王通对他的弟子评价魏晋六朝文风：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
;王通批评谢灵运、沈约等人的诗作不符合儒家的风教，而颜延之、王俭、任昉等人由于“有君子之心”，因此其作品值得称道。这种出于儒家风教而对人进行评估，再及于作品的思想是很偏执的，不可能真正纠正当时的淫靡文风。他们的文学批评观最终被初唐历史学家所取代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 第二节 初唐史学家的文学观 ;初唐统治者吸取了隋代短命而亡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唐太宗接受了大臣令狐德棻关于修纂前朝历史的建议，指定专人修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史书。在这些史书中，对六朝文学的总结以及对文学基本观念的重新界定，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初唐历史学家的文艺批评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些史书大都严厉地斥责了六朝末期文学的淫靡，认为对六朝的衰亡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从而提醒人们对这种亡国之音要保持警醒。唐太宗的大臣魏征在《群书治要序》中，就指责六朝文人：“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技，流宕忘反，殊途同致。”
;他的这些意见，被初唐史家在他们所修的史书中反复引证。可见，初唐史家都十分重视文学经纬天地、服务皇权的作用与功能。魏征在针砭六朝淫靡文风的同时，也提出：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隋书·文学传序》）;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指出：“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当然，他们对六朝文学的评价过于低下，将六朝的衰亡完全归咎于六朝文学也有欠公平。但是初唐史家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与责任，提出唐代的文学事业要以六朝末期的文学流弊为鉴，这种观点却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初唐史家在倡言政教的同时也不废除文学的审美与抒情功能。在他们看来，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政教功能是可以兼容的，文学的审美理想应该是集政教与审美为一体的产物，而不应当互相排斥；六朝与两汉的一些文人往往顾此而失彼，导致政教至上或审美至上，唐代帝国作为气魄恢弘的政权，应当吸取汉代与六朝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创造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的作者令狐德棻提出：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
;这一段话说明初唐史家的文学观其实融合了审美与政教两种观点，与刘勰的观点比较一致。作者提出，文学创作源出于情性范畴。应当以气为主，以文传意，既要内容健康向上，富有思想蕴涵，又要在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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