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五章《吕氏春秋》与先秦文学批评的融会.pptx

第五章《吕氏春秋》与先秦文学批评的融会;第一节贵生重己的审美主体论;《吕氏春秋》是由战国末年秦庄襄王丞相吕不韦的门客集体撰写的一部书。其中内容庞杂，“备天地万物之事”，它适应封建大一统帝国产生的需要，以恢弘的历史眼光和俯仰宇宙的气概，对宇宙自然、社会人事以及各种现象作了阐述，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吕氏春秋》对与文学批评有关问题的论述，大多体现在它的音乐理论中。先秦以来儒、道二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中的“中和”思想，在《吕氏春秋》中得到了融合。;《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历来以杂家著称。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在大体上它是折衷着道家与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尊重理性，而对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弃的。它采取着道家的卫生的教条，遵循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论，行夏时，重德政，隆礼乐，敦诗书，而反对着墨家的非乐非攻，法家的严刑峻罚，名家的诡辩苟察。”;《吕氏春秋》中的《重己》、《贵生》、《情欲》等篇，带有浓重的道家养生色彩。《本生》篇指出： 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瘖，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吕氏春秋》作者强调以“全性之道”作为基准来衡量审美活动，主张以主体的“全性”来选择声色滋味。虽然它也强调节制嗜欲，但完全是为了“全性”，而不是为了“修礼”。;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吕氏春秋》的作者突出了审美的需要必须与人的贵生相结合。《吕氏春秋》认为：“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蹙，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重己》);在当时物质生活成为许多人追求的唯一目标，秦王朝以权力财富为荣的风气下，《吕氏春秋》作者的这些观点显然是具有纠正时弊、为人们指明生活意义的作用。;第二节论音乐的“和”与“适”;《吕氏春秋》对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它将和谐作为音乐的最高审美形态。所谓“和”是从各个方面去说的，即音乐自身的和谐，以及对象与主体的和谐。值得重视的是，它在传统的中和观念之上，还提出了“适”的概念，明确声明“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将“适”即是否适应主体作为音乐与艺术欣赏的价值尺度，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范畴。;先秦时儒道两家对于“和”的问题均有论述，对于“适”则谈得不多，在《庄子》中的《大宗师》、《骈拇》和《达生》篇中也提到了“适”的问题，包括“适人之适”、“自适其适”和“忘适之适”三个层面，但没有作专门的论述。《吕氏春秋》的作者所以要在“和”之外另外标举一个“适”作为重要的范畴来讲，显然是为了彰显以人生为本体的思想。 ;《吕氏春秋》的作者论音乐之“和”，是与它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一体化的观念相统一的。作者论音乐之“和”的产生，主要是从音乐起源的角度去谈的。其《大乐》篇在谈音乐产生时说：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氵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这段文字描绘了音乐从最初的始基“太一”生出，经过阴阳两仪的交感变化，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过程。《吕氏春秋》论音乐起源的看法显然受《周易》的影响。《周易》在描述天地万物氤氲化生时指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吕氏春秋》用它来说明音乐的产生，认为“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音乐也本于“太一”。;但《吕氏春秋》论音乐的形成又突出了这几点：第一，音乐是由于“形体有处，莫不有声”而产生的，即万物形成后，物体运动的振响产生了音乐，这比春秋时一些思想家笼统地说“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更加接近唯物主义。第二，它把音乐的“和”与天地的“和”联系了起来，认为音乐的和谐本于自然界的和谐，“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音乐之和是自然之和在音响上的反映。而且，音乐之和也受到社会人事的影响，“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反过来，“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可见，音乐之和是社会与人世状况的反映。;第三，最重要的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