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二十六章清代的词论.pptx

第二十六章 清代的词论;在清代之前，词史上虽然也出现过许多风格各异的词家，但基本上没有形成流派。宋代词坛上的婉约与豪放，也主要是指两种风格而已，因为它们既无明确的文学主张、公认的领袖，也没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创作群体和大致相同的创作风格，所以不具备形成流派的要素。清代流派众多和成熟是超越前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各派在创作基础上形成的词学观点又有很大差别，所以，概述清代词论的发展线索，需要以流派为主。清代的词坛主要分为四派：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派”和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 ;第一节云间派词论;“云间派”指的是明末清初，盛于云间（江苏松江别称）的词派，是清代词坛上最早兴起的一个词派，代表着清初词论的主流。云间派推崇晚唐、五代词，许多作品模拟《花间词》，多写小令，以婉柔为归。 ;陈子龙是云间派的主要理论代表，其代表作有《三子诗余序》、《王介人诗余序》、《幽兰草词序》等。陈子龙的词学观点可以归纳为“本色”理论，即在词的思想内容上主张词言情且关教化，在艺术特征上主张应含蓄婉柔、深沉，基本上沿袭了传统雅正婉约的词论。 ;陈子龙词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是明代永乐以后，词风颓废，词学衰微，当时的词人学《花间》而庸俗泛滥。天启、崇祯之后，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政治黑暗腐败。国家多灾多难，民生凋敝，尤其是清兵入关以后，广大知识分子也经历着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承受着剧烈的心灵煎熬。这样的时代，需要一种长歌当哭的文学精神，一种沉郁悲壮的文学风格。于是，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应运而生。他在诗词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崇尚雅正，意欲复兴诗词，适应时代的要求。 ;不过，陈子龙之诗和词风格不同，诗宗后七子，主盛唐，风格雄丽悲壮；词本《花间》，婉丽幽怨，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之前的词人学《花间》，艳而少骨，不免流于浅薄和鄙俚，陈子龙学《花间》，却能学到其艳而有骨、雅而有致的精华。词风表现出既婉丽柔情，又寄托深远的特点。陈子龙的词风正是其词学思想的体现。他对词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词为言情之作。他说：“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三子诗余序》，见《安雅堂稿》卷三）陈子龙认为，词言情的理由是词源于风骚，而风骚本是言情的，所以从源头上立论。不过，陈子龙所谓的言情，又不是一般的言情，而是要体现出对世乱国亡的愤恨、幽怨与感慨，即要求词反映出时代的精神，与现实相关联。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他《柳梢青·春望》（绣岭平川）和《二郎神·清明感旧》（辉光有几）等词作鲜明地感受到，还可以通过他对南宋亡后的爱国词人唐珏等人的赞扬中看出： ;唐玉潜与林景熙同为采药之行。潜葬诸陵骨，树以冬青，世人高其义烈。而咏莼咏莲咏蝉诸作，巧夺天工，亦宋人所未有。(《历代诗余》卷一引陈子龙语） 这段话表达了陈子龙对唐珏等人忠贞于宋朝的敬意和他对唐珏咏物词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高度评价，前者是指他们通过咏物寄托家国身世之感，民族世变之恨，后者则是就其咏物的生动、形象又不刻意于物象，能浑然无迹而言的。 ;二是倡导词贵在含蓄婉柔。词与诗不同，有自己独特的规律与风格。这一点是陈子龙所强调的，他的诗和词风格区别明显，已如前述。他不用风格豪放的词来抒写家国之思，而以《花间》为宗，就可看出他的本色观。关于词的艺术风格，陈子龙说： ;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王介人诗余序》） 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三子诗余序》） 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王介人诗余序》） ;从这几段话看，陈子龙要求词的创作首先要语言浅而不露；其次，含蓄蕴藉须自然；再次，警露妍丽还须与含蓄蕴藉相统一。这是对词境的要求。“警露取妍”的意思就是词的形象必须秀丽而外露，不晦涩难懂，但同时又要有言外之意，寄寓深远。否则词便没有了隽永之味。陈子龙极力恢复词的本色理论，以救明代词坛颓废之弊，成为清代词学复兴的先声，而后浙西派朱彝尊论词主醇雅，在某些方面受了陈子龙的影响。 ;云间派的词学理论较为薄弱，除了陈子龙，较有建树的当数宋征璧。他的词论集中在下面一段话： 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词秀逸；曰子瞻，其词放诞；曰少游，其词清华；曰子野，其词娟洁。曰方回，其词新鲜；曰小山，其词聪俊；曰易安，其词妍婉。他若黄鲁直之苍老，而或伤于颓；王介甫之劖削，而或伤于拗；晁无咎之规检，而或伤于朴；辛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陆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苟举当家之词，如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齐，而乏深邃。;其外，则谢无逸之能写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壮采，张安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