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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摘 要】 文章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对于我国创业板中的上市公司而言，内部控制相关信息的披露和抑制代理成本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同时，代理成本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存在传导关系。 　　【关键词】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代理成本； 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2-0044-06 　　一、引言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导致了一系列代理成本问题的产生，进而对企业绩效造成了影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制度的形式存在于资本市场中，相关人员可以通过披露结果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外部监督的能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不仅可以有效抑制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还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效率，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自2010年4月《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发布以来，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正处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企业绩效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联系，这个问题在我国还没有直接的经验证据可以说明。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的作用关系，旨在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并为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一定的指导意见。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已经引起世界各国高度重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2006年6月和9月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2008年6月，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上制度通过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管来促使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控制，从而提高内部管理效率，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代理成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Bushman and Smith（2003）认为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增加减少了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约束机制，降低了管理者的道德风险，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Lopes and Alenca（2008）基于巴西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证实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在证券分析师覆盖度比较小而且股权集中度比较低的上市公司中会更加显著。杨玉凤等（2007）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分别指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显性代理成本抑制作用不显著，对隐性代理成本有明显抑制作用，对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具有综合抑制作用。毛洁（2012）在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基础上，明确了内部控制、财务杠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与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呈现显性负相关。张颖（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显性代理成本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隐性代理成本有抑制作用。杨丹（2013）基于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对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以及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的加强有助于约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从而抑制了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产生；同时，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的加强可以约束控股股东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在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上，Stephen and Steven（2005）通过分析《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404条款及发布后公司的特征，得出那些有实质性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其平均规模和业绩与他们所在行业应有的水平不匹配。Rahman（2002）以新加坡上市企业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表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优化公司治理绩效，从而获得价值溢价，通过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可以增加企业价值。Beak（2004）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在金融危机期间，如果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比较高，那么上市公司市场价值降低的幅度较少，因此上市公司应该通过提高信息披露水平来提升企业价值，使得公司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存活下来。梁剑云（2013）构建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评价指标，定量地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