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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寓惠研究综述 ◎ 王启鹏 对于苏轼寓惠研究的一些论域，一直是有争议的。早在1984年苏轼研究学会全国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就有过激烈的争论。有的人说苏轼晚年是儒家思想为主，有的说是以佛道思想为主；有的说苏轼贬寓惠州是积极乐观的，有的说是消极低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苏轼晚年熔铸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确实有点“杂”。况且，苏轼是个全才，诗赋词文医食皆精，曾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可又三次遭受贬谪，受到的打击也是人间少有的。他是在59岁高龄被贬到惠州来的。在惠州，他既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可佛道思想又十分浓烈；他既写出了谴责封建统治者的《荔支叹》，可其他作品的格调又非常低沉。所以，林语堂称之为“谜”一样的人物。经过二十多年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对苏轼贬寓惠州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了新的认识。为了让读者了解苏东坡寓惠的研究情况，现将当代的一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苏轼寓惠生活研究 惠州有美丽的西湖，有岭南佳果荔枝，苏东坡又有绝代佳人王朝云相伴，那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是否十分美好？ 曹思彬在《苏轼在海南岛时期的思想和创作》一文中写道：“诗人初到广东（笔者注：海南省在1988年前是属于广东省的。），思想和心情当有点波动。然而，当他看到岭南四季如春，风土人情都很好；那引人入胜的荔枝佳果，更打动诗人的心，忍不住写下了著名诗句：‘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也有西湖，风景幽美，诗人住下去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同时决心把家庭在惠州安置妥善。”［1］这显然是认为苏轼在惠州生活得比较舒心的。 但是，吴仕端认为不是这样：“东坡在惠州的谪居生活，可以说是在兴谗贾谤的宵小们监视和逼迫下度过三年的。他居住是绝对没有自由的、受支配的；行止范围是极狭窄的，可能行动时间也受严格限制；而物质生活，也是颇为困顿的。苏诗的论客们，每每摭拾诸如‘报道先生春睡美’或‘日啖荔枝三百颗’之类的一时遣兴之句，便误以为他所过的谪居生活很舒服、很惬意，这见解无疑是十分皮相的。”（《东坡在惠州谪居生活探》）［2］238 王启鹏认为：苏东坡在惠州这两年多的生活是极其困顿的。具体表现在：一、年老体弱，加上痔疾的折磨，探求养生之道日精；二、物质生活处于极端困顿之状，不时要他人救济；三、精神上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提防政敌，在与亲友来往的书信中累告“勿示以人”；四、行动受限制，活动范围甚窄，甚少离开惠州城区；五、幸得与表兄程正辅释怨，在生活上得到他的照拂，居住条件有很大改善；六、由于苏东坡人品高尚，诗名鼎鼎，故吏民敬爱之，使他能与惠州人民和睦相处。（《苏东坡寓惠生活论》）［3］99-111 值得注意的是，杨子怡对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曾称苏轼的居惠生活为“仙居”生活作了新的解释，他在《以彼无限景 寓我有限年——论苏轼贬惠期间的“仙居”生活》中说：所谓“仙居”自然是忘怀世外，与世无争，过着潇洒恬静的生活。具体表现在：一、天遣怜楚囚：仙居合江楼与白鹤峰。即居住的环境十分美丽；二、恰似通德伴伶玄，仙居温柔之乡。朝云在居惠期间，给了苏轼温馨和快意，尽管她的仙去给苏轼留下了孤独和痛苦，但她与苏轼的风流缠缱的爱情生活，疗救了他受伤的心，使他度过了一段潇散的时光，使苏轼的贬居成为仙居；三、穷途不择友：仙居友谊之林。具体来说，就是与官宦交往，与本土或邻近州郡的高士交往；四、幽寻本无事：读书题品、种药寻幽的赋闲生活。［4］10-17 二、苏轼贬寓惠州时的思想状态及其精神境界研究 苏轼晚年是儒家思想为主，还是以佛道思想为主？是积极“入世”，还是消极“出世”？ 余荣盛在《论苏轼寓惠的思想倾向和创作特色》中说：苏轼的思想概括来有下列三个方面。第一，苏轼对效忠朝廷、效忠皇帝的认识有了深刻的变化。能突破儒家忠君思想的藩篱，区分君王和社稷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国家利益放在皇帝个人利益之上。这些思想认识的深刻变化，正是反映了苏轼晚年思想倾向的新突破。第二，苏轼对政治生涯开始产生了厌倦情绪。第三，苏轼对佛法禅理并不盲目崇奉，并没有真正产生皈依佛陀的出世之念。不庸讳言，苏轼宣扬过佛理，流露过“出世”、“入世”的思想苦闷。但是，苏轼寓惠期间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借佛禅以遣兴排忧而已。［2］153-160 王启鹏认为，苏东坡在寓惠期间的思想是极为复杂的，具体表现为：渴望“北归”，归之不得，反作旷达，幻想超脱现实的佛道思想有所发展。但，“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入世”思想未衰。还说：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是苏轼一生的主导思想也是苏轼寓惠的主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能灵活圆通地吸收和运用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善于从儒道佛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脱。［3］39-49在《苏东坡寓惠思想的三个飞跃》一文中又指出：“公允地说，苏东坡在贬寓惠州期间，已在思想上完成了三个飞跃，对人生世事看得更加清楚，行为更为旷达、超脱。”具体表现为：一、一改封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