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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经济特区建设思想及其实践_理论 论文摘要：谷牧是我国经济特区建立的重要领导人和参与者。他的特区建设思想为我国开放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厚的基石，对经济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极大地促进了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同时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文关键词：谷牧,特区建设,理论 谷牧是我国经济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他长期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具有深厚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1978年后一直分管和具体负责对外开放工作及经济特区的建设，亲自推动建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经济特区，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亲切地誉为改革开放的工程师、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得力的实施指挥员。研究他的经济特区建设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就谷牧在1978到1988这十年中关于特区建设思想和实践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经济特区的提出及建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由此被郑重确立。如何具体实施这项基本国策，从哪里起步，这在当时还很是个问题。不仅因为我们国家地域大，发展不平衡，情况各不相同，而且因为人们的认识和管理体制上也存在着要加以逐步解决的问题。[1]邓小平认为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1979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具体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负责落实。从1979年5月11日到6月5日，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5月14日，在深圳考察时谷牧强调指出：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开放这两点是稳妥的，一定要把深圳、珠海这两个开放点搞好。[2]经过反复研究，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粤、闽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在外资吸收和财政上要给与较大的机动性。据此拟订了如下几项重要措施：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引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即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举办出口特区。[3]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谷牧帮助两省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即：《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6月中下旬，中央、国务院就具体情况和两省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于7月15日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广东、福建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利用有力的国际形势，把经济搞上去。并批准举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试点地区。之后谷牧认为特区不但要办工业，也要办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将在全国经济生产中发挥多种功能，因而出口特区这个名称，就难以概括其全部功能和作用。[4]于是在相关的会议上提出改名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得到大家的赞同。当年5月16日，中央以中发［1980］41号文件批转全国正式命名以上四地区为经济特区。 二、关于怎样建设特区的思想 1、经济特区的性质和功能 对于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人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于是就产生了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以共产党人坚定的社会主义观，已经作出了科学的论断：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就此基础谷牧在1981年召开广东、福建相关负责人会议上就多次指出：举办的经济特区，与国外那些区有质的不同。它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管辖下的行政区域，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经济上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只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更加开放的方针，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特殊的经济政策。我们的特区是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一条特殊渠道，是观察、研究国外经济活动的阵地。[6]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