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之“新”阐释.docxVIP

对《故事新编》的写作技巧进行分析。让人耳目一新，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代表了《故事新编》研究的新趋向。然而，郑先生在用新的方法技巧分析《故事新编》的同时，把过去一些学者研究的既有成果也舍弃了，如对王瑶先生提出的“油滑”性质等。综观各时期的研究，我认为以往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故事新编》的文体性质，究竟是历史小说，还是讽刺小说，抑或属于新历史小说，尚还缺乏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而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故事新编》在现代文学的地位和价值，以及读者如何合理的把握这一小说形式和美学性质的问题。 二是，“油滑”的认识问题。它作为写作技巧对鲁迅《故事新编》写作究竟起着积极作用还是相反，显然学术界存在两种相反的看法。此外，学界用现代新批评、巴赫金狂欢诗学的一些技巧和特点来分析《故事新编》的写作技巧和特点，以便突出它的创新性，然而，如果技巧不结合整个文体性质来探讨，就难以凸现《故事新编》之所以“新”的意义和价值。 2 《故事新编》“文体”论之争与类型学上的拓新 《故事新编》自问世以来，对它的体裁性质之争一直没有停息。大致说来有以 下几种争论。 2.1 历史小说与讽刺小说之争 《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讽刺作品，还是其它性质文体，这是一个长期以来 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说它是“历史小说”[2]，有人说它是“讽刺作品”[3]，有人 说它是“新历史小说”[4]，有人说它是“故事的新编，新编的故事”[5]，有人说它 是“现代神话”[6]，有人说它是“拟历史小说”[7] 同一文本的体裁性质怎会出 现如此众多的分歧？而鲁迅自己说它是“神话、传说和史实的演义”[8]，那么，《故 事新编》的文体性质究竟是什么呢？这还需从争论的历史中展开。 一九三六年一月，《故事新编》出版，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同月，《北平新 报》发表短评《鲁迅新小说— — 海燕》第一期的《出关》，文中认为《出关》虽则 并不算长，但确然是一篇坚实的小说。这是对《出关》的最早的反映。同年二月， 宗珏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对《海燕》月刊的评价，文中称赞《出关》说：“虽 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了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的现象，在大众面前揭露出 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故事新编》的偶像的原形，还是很有意义的，自《不周 山》之后，我觉得，这篇小说可说同是鲁迅先生的一贯的对历史之尖刻的观察的 心得。”[9]作者肯定《出关》是历史小说，而且它认为对现实有着讽刺的作用。同 月，岑伯在《故事新编》读后感一文中认为，《故事新编》是一种新式的讽刺小说。 里面所写，其实都是现代的故事，对于历史而言，真是“信口开河”的，所以这 到底总是一种新式的讽刺小说[10]。这是对《故事新编》出版后对其最早的反映， 有些话说出了《故事新编》的一些特点。后来又有常风、庸众、李平、林穆、曹 聚仁、雨霭子、澎岛、苏雪林等人对《故事新编》的评论。总的说来，这些评论 还相当初步和粗浅，保留着感性性质。其中，对《故事新编》的体裁性质作出比 3 较科学明确评价的是茅盾。他在《玄武门之变?序》中指出：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 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11]他基本上持“历史小说”论。 一九四二年，欧阳凡海在《鲁迅的书》中也指出了《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而且还认为在创作原则上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后又有石怀池《石怀池文学评论集》中的首篇《论历史小说的创作》、许杰的《论鲁迅的历史小说》、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中的《关于历史小说等文章》，也都对《故事新编》进行了各自的分析。总体来看，几乎所有研究都肯定了《故事新编》的体裁性质，属于历史小说，对“油滑之处”的理解也在逐步深入中。但应该说，以上这些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因为在根本上这仍是随感性的评论，对《故事新编》还缺乏完整性的、一以贯之的分析和理解。《故事新编》研究比起当时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呐喊》、《彷徨》研究，显得非常落后。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作为投身中国革命而又对鲁迅非常熟悉的文学评论家，已经开始自觉的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来认识鲁迅。但他们还无力对《故事新编》作出完整的解释和说明。这也反映出 《故事新编》的创作在鲁迅全部创作中的特殊性。 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确立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权威地位，毛泽东曾给以鲁迅高度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12]显然，这一评价使得随后的鲁迅研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需要指出的是，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故事新编》研究，在同一政治革命视角中，虽有 着共同的理论背景，但是还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以李桑牧和丁易为代 表，另一种则以雪苇和吴颖为代表。 李桑牧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