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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推恩令”的逻辑探讨二胎对阶层固化的影响 文\丁彦皓 关于 “推恩令”，据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上曰：“古 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 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 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 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 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用现代语言来解释，推恩 令就是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下令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平均分给子嗣， 子嗣将所封土地再继续平均分给自己的子嗣，诸侯国越分越小，汉武帝再 趁机削弱其势力。 扣除封建政治因素，基于现代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遗产继承延续的 社会收入结构不具可持续性，也就是民间所言 “富不过三代”的悖论。中 国人的潜意识是想为子孙后代积累巨额财富，尤其是通过不法手段而获得 的财富被持续传承后，不但会抑制子孙后代在社会中的竞争力，也会压制 相对弱势群体的阶层突破时机。诸如晚晴时期八旗子弟声色犬马，而普通 家庭的子嗣却沿街乞讨，不但严重的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最终导致社 会矛盾激化，通过革命改朝换代。 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二战与解放战争，后又彻底的实施了社 会主义改造与文化大革命，最终以人为的方式将社会财富绝对平均化，将 原来的 “地主小农经济”与 “买办资产阶级”主导的收入分配机制彻底的 打破。也就是民间所言， “文革后，中国再无贵族”。但是，改革开放后 社会收入的大幅度提升与制度不完善导致中国的收入结构呈现了“哑铃状” 的模式。如果按照西方经济理论中所述中以 “高额税收 “来实现财富转移， 不但会严重的打击社会生产效率，也会引起既得利益集团将财富转向境外 的动力。 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人口质量优化发挥了根本性的作 用。但是，过去40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特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下主要是“为 了控制人口”，其次，才是提高人口质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 农村人口占比较高，且农村人口相对城市人口脱离体制的束缚，所以，国 家对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力度相对城市就弱了许多，以至于农村家庭 的新生儿平均数远超出城市。但是，自1985 年之后，城市的收入提升幅度 远高于农村。这就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低，但是孩子多，而城市家庭的 收入高，但是孩子少。从理论上讲，让整个社会人口质量优化的最佳状态 是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与所抚育的孩子数量呈正比。掌握资源多的家庭多生 孩子，资源少的家庭少生孩子，这样就会让不同收入家庭出生的孩子能够 相对平均的分配到社会资源。坦白地讲，过去40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国家 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让家庭掌握的资源与所抚养的孩子数不但不成 正比，反而是反比。这就出现了王健林与李小林抱怨孩子生的少了，而很 多农村家庭却在为孩子的基本生计发愁。 2011年 11 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胎政策，2013 年 12 月，中 国实施单独二胎政策，2015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 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从当前的舆论导向来看，放开 二胎政策更多是为了防范人口老龄化，而对社会收入结构的调整与人口质 量的整体提升着墨不多。所以，在放开二胎政策之余必须确保社会资源能 够相对平均的分配至所有的孩子，即让占有资源多的家庭多生孩子，占有 资源相对少的家庭将有限的资源分配至一个孩子上，确保所有的孩子能够 得到成长所需的充足资源。这也就意味着子嗣从父辈所继承的资产既能够 维持其生存的必要开支，也不会导致从此就 “高枕无忧，无所事事的了却 一生，而不努力奋斗”。所以，主父偃所提出的 “推恩令”逻辑在二胎时 代就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很多发达国家对多生孩子实施补贴，目的是减少家庭抚育孩子的财 务开支，确保人口的增长，但是，这只是为了人口扩张而实施的激励政策， 对社会整体人口素质的提升意义不大，以至于出现 “生孩子专业户”。有 些收入较低者为了获得国家的生育补贴，而多生孩子，而真正掌握大量社 会资源的富裕家庭却不屑于政府的生育补贴，而拒绝多生孩子。但是，收 入较低者很难确保所多生孩子的教育质量，而富裕阶层却未能够将其所掌 握的资产在提升孩子的教育质量上发挥最佳的优势。所以，生育补贴对于 增加人口总量是有一定的功效，但在优化人口质量上甚至会适得其反。 其实，让二胎政策能够使社会资源相对平均分配的最有效政策是减 税，而非财政补贴。很多家庭之所以不生二胎的主要原因是多个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