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女性写作.docxVIP

城市与女性写作 在我目光所及的视野里，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五 四”以降，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女作家，都具有城市生活 背景，更确切来说，他们的成长之地都与城市相连。1920— 1940年代，人们熟知的女性作家冰心、丁玲、庐隐、张爱玲 ①等等，他们全都成长于城市环境中。当代女作家也不例外, 王安忆、宗璞、陈染、铁凝、张洁、残雪、林白、徐小斌、 徐坤、池莉，台湾作家聂华苓、林海音、龙应台、陈若曦、 施叔青、琼瑶、三毛、於梨华等等②，莫不如此。既然城市 和女性作家之间具有着这样一种天然的血脉关联，那么，现 代都市一定蕴含着适宜于女性作家产生和成长的深厚土壤。 王安忆对此现象也有着极敏锐的感知，她认为，女性与 现代都市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都市是为女人而设的，为女 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在传统社会中，在现代都市没有 出现之前，女人一直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是一个弱势群体, 但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现代大都市中，女人所有弱势都 变成了优势。现代文明源于欧洲，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 罗马那里，其本质具有城邦文化的特征。英国现代哲学家罗 素说，“自从米利都学派以来，希腊在科学、哲学和文学上 的卓越的人物全部都是和富庶的商业城邦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也有许多希腊人是从事农业的，但是他们对于希腊文化 中最富特色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贡献”。尽管“这些城邦又往 往是被野蛮人所环绕”。所以，“希腊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 ③在这一方面，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里，有着深刻的思 考。当然，顾准的思考源自于对我国专制传统的深刻反思。 城市文化具有个体自由取向，也才自然派生出科学与艺术。 宋代朱熹之所以能强烈地带有使命感地发展儒家文化, 坚守儒家文化的根基，大约也是与宋代都市的空前发展和繁 荣有关。都市的发展和繁荣，商业的发达，勾栏瓦肆的繁盛， 歌伎的普遍存在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朱熹在思考这些问题时 的对抗性条件。大约朱熹隐约感到了城市文化中强大的异己 力量，向着另一方向拓展，这才有了危机，有了使命感。被 朱熹视为“文化英雄“的张载④，也说出了朱熹想达到的宏 愿：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朱熹将儒学的精神导引入义利之辨”的泥沼中 时，对利”的弃绝实际上在抽空城市的血脉，从而为不变 的“往圣”开“万世之太平”。 “城”和“市”相合才有城市，失去了商业活动的“市”， 没有了逐利的驱动力，城市还有什么活力？商业活动，恰恰 构成了城市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我们生活在如同浩瀚海洋一 般的城市里，被淹没在浩瀚的海洋一般的城市里，在淹没中 我们感到安全。乡村文化结构里，个人被乡邻所监视，是没 有个人空间的。农业文明构成的村社文化，其观念习俗所延 展出来的核心要求是整齐划一，个性很难得到张扬和释放。 都市的汪洋大海，容纳了形形色色个性的人，也为女性的活 动开辟了空间。商业文化的特性有利于个性发展，杨扬在研 究城市化进程与审美关系的变化时，以旧上海为例，认为“亭 子间是不少青年作家的栖身之地，那时的上海有容纳四面八 方文学人才的胸怀，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商品市场的运作调节, 只要有市场，就会不断对新的文艺人才产生需求……上海的 商品社会的体制能够不断推出人才。”⑤商品文化的繁盛构 成了城市的包容，这也演变为城市的本质之一，演变为对个 体自我的尊重和宽容，这是商业文化导入的新气象。最适宜 细腻品味生活、观察细节的女性作家之笔，终于找到了自由 驰骋的天地。 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张爱玲的惊艳呈现，就已经让人们 注意到大都市这个庞然大物所潜藏的神祕力量，这是在光怪 陆离中开出的一朵奇美的玫瑰。张爱玲二十余岁，就写出了 产生轰动效应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可以说， 张爱玲是大上海的产物。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她 列专章，给于极高评价，称之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 作家”，认为《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 说”⑥。读者所看到的张爱玲，充满才气的张爱玲，是对女 人精到细腻的诠释和把握，是对两性关系的深刻理解，具有 观察理解个人化命运的独特视角。而这些女性作家特质，是 非常适合于在都市发酵的。或者说，只有在都市里，女性的 这一特质才可能进入小说并发扬光大。小说对形象感、对细 节特征的要求，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小 说的源起，恰恰和城市的兴起相关。城市市民的消闲需要， 催生了说书艺人，成全了小说的发展。都市释放出来一种女 性气质，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气质，潜在地要求人变得文雅、 礼貌、卫生、整洁，这些特质，更多地具有女性特征。 张爱玲如何在作品里展现女性化写作的优势特点？是 她对现代男女在性别较量之中的那种猫捉老鼠游戏的精彩 捕捉和展现。只有当现代城市为女性的爱恋提供了自由的空 间，并且女性自我能够有蜗居之地且伸缩自如时，男女之间 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