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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08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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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我们
一
于是之先生2013年1月20日去世,第二天的《北京晚报》上,就有一整版的悼念文字刊登出来,在新华社记者廖翊对于夫人李曼宜的访谈中,李大姐也提起了我:“他(于是之)特别佩服童道明,因为他俄文好。他认为学习斯坦尼不懂俄文怎么看?所以,他看童道明的翻译,经常一起探讨。”
我这才完全弄明白了,为什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于老师一直照应着我,提携着我,把我吸引到了他周围。这一切都缘于他读了我那篇发表在《外国戏剧》上的长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最为重要的内涵,反映在斯氏反复强调的两个慨念上,一是“从自我出发”,一是“我就是”。
可以这么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第一个有关舞台艺术的独特发现,就是“从自我出发”,但最早的用词是“有魔力的‘假使’”。在他的自传《我的艺术生活》中,有一章叫《久已熟知的真理的发现》,记叙他“坐在芬兰海湾的岩石上回味着以往的创作过程”时,发现了一个“真理”:“我理解到,创作是在演员的心灵和想象中出现了有魔力的创作性的‘假使’的那一时刻开始的。[1]
而当“有魔力的‘假使’”与“规定情境”联系到了一起的时候,就出现了演员的角色创作的逻辑与“规定情境中的我”的行为逻辑的重合,这就是“从自我出发”的含义。
到后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写作《演员自我修养》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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