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四讲 清末新政.pptV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火线是1911年的铁路国有政策 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它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10年，清政府实施铁路国有化政策 武昌起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传部大臣张百熙认为，国民程度应该是改革的结果 如果要等到国民程度达到立宪的标准时才实行立宪，那中国将永远看不到立宪的那一天来临。 张氏的结论是，“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以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 第四，吏治清廉是否是立宪的必要条件 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蒙古官僚荣庆称，他并非不深知立宪政体之美，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政体宽大，渐流弛紊，因此，必须“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他认为，只有这样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公守法，然后才能逐步推行立宪。 如果不考虑中国与西洋国情与局势的不同，而仅仅为了追逐立宪的虚名，其结果势必使政府无法控制那些无法无天的神奸巨蠹，执政者将处于无权的境地，月长日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传统政体下产生的宽纵之弊和由此产生的纪纲紊弛，在立宪政治推行以后反而会更加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其结果将使各级官吏为非作歹和腐败的痼疾变本加厉。 因此，只有先行运用国家的权威整顿秩序，以便为以后的立宪变革扫清路障。 第五，立宪与地方自治为的关系 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认为，这种困难首先在于，地方上劣绅劣衿、土豪与讼棍，本是地方官府严加控制和管束的对象，而现今中国的情况是，此类人已盘根错节，“几无复与之争者”，如果推行地方自治，而这一类人却公然握有地方命脉，这一矛盾又如何解决？  立宪势必扩大地方的权限，并裁撤中央对地方行使监督的台谏和监司。而在“郡县贪暴，民受其虐，今已甚矣”的情况下，“台谏之职罢，疾苦无由上闻，监司之官裁，冤抑又无从上诉，虽有高等裁判，然郡县离省城数千里，离京城数万里，铁轨不通，轮舟不到，……民虽欲赴京门而诉之，何从上达耶？是流弊必至虐民。” 这样，立宪的目的本在于尊君保民，而其推行的后果却变为陵君虐民，海外革命派必将利用这种情况“阴行其革命之术者。” 第六，立宪与传统习俗政教的关系 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教政习俗，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他们反对完全抛弃已有的旧法，主张在旧法与新法之间寻找结合点。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这些立宪取得成功的国家，均十分重视以本国风俗习惯立宪制度的基础。他认为，只有以本国所有者为根据，采取他国所有以辅益之，立宪才能有补于实际。 “一国之宪法及附属法律，必须与本国之历史与国体有同一之性质，否则实行之际，困难不可思议，流弊不可胜防。” 德国皇帝告诫中国人：“宪政纷繁，须详细推求，且虑未必能合中国之用。选举法尤未易仿行。在中国因革损益，自有权衡，合者行之，不合者置之。 “我国家以专制之教行专制之政三千余年，教政相持，极为周密，其事非常识所能窥，若不统计全体如何，漫改其一二，以为文明之形象，……此如一大机器厂，其绪机彼此相维，以成所制成之一物，若有不知此学之人，漫然改其一二，而又强迫以行，非停止即炸裂而已。”  3、立宪模式选择——开明专制 立宪保守派人士则认为，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实行开明专制要比实行华而不实的立宪政治更为合适。 君权与中央政府的权威 西洋的民主立宪，适合于西洋专制过甚的病症；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专制过甚，而是国家权威不足，无法应对民族面临的各种内外危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千孔百疮的国家，立宪并不是对症良药。中国首先需要的是用一种振作的君权，来应对官僚体制的窳败、国防的脆弱和民间的困顿，中国需要的是加强君主的权威，来解决国家危机。 把一个国家的“君权之消长”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兴盛的标尺。 君权是民权的基础，君权是本位，民权是动位。如果君权一蹶不振，而所谓民权者，则由于没有了依托而成失去意义。 如果他国立宪，中国也“张皇其说”而立宪，那无异于一个医生不问病者的脉理和症结，用猛药来治萎弱之病。“政无新旧，惟顺乎民情，学无中西，惟求诸实事。” 国民的智识 从中国国民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