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律上原因之财产损益变动一.docVIP

　无法律上原因之财产损益变动　一、统一说与非统一说及不当得利之类型化 （一）判例 1．1929年上字第1192号判例 凡无法律上原因，而因他人之给付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应负归还其利益之义务。 2．1930年上字第475号判例 因他人之给付而受利益者，为给付之原因消灭时，应将所受利益返还。 3．1933年上字第3771号判例 债权人本于确定判决，于债务人为强制执行受金钱支付者，该确定判决如未经其后之确定判决，予以废弃，纵令判决内容不当，亦非无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 4．1934年上字第1528号判例 因履行契约而为给付，该契约经撤销者，给付之目的既归消灭，给付受领人受此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即已失其存在，依第179条之规定，自应返还其利益。[1] （二）评释[1]参阅《判例要旨》，1969年版，上册，第60页。本文引用判例，请参阅《判例要旨》，第60页以下，不再个别注明。-421- 1．统一说与非统一说 财产的变动所以构成不当得利，应该予以返还，乃是因为此项变动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参阅第179条），因此无法律上原因是不当得利制度上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必须确实加以澄清。财产的变动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在方法论上，可依两种途径加以判定：第一是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说明上一切无法律上原因的损益变动（统一说）；第二是就个别情形，分别决定损益变动有无法律上原因（非统一说）。 主倡统一说的学者所提出的共同概念，未尽一致，或为“公平”，或为“正义”，或为“权利”，或为“债权”，质言之，即认为财产的变动，违反公平或正义，抵触正法，欠缺权利或债权时，为无法律上原因。[1]至于非统一说，奥国学者Wilburg教授倡导最力，并提出完整的理论基础。Wilburg氏认为可区别为因给付而受利益及因给付外事由而受利益两种基本类型，分别情形，探求财产变动在法律上之原因。[2]Wilburg氏的理论经德国学者v．Caemmerer，Esser，Larenz诸氏的阐扬，[3]形成了严密的理论体系，已成为德国、奥地利、瑞士各国的通说，并为日本学者所接受。[4][1]参阅王伯琦：《民法债篇总论》，第56页；史尚宽：《债法总论》，第73页；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第106页；蔡秀华：《民法上不当得利之研究》，第47页。[2]参阅 Wilburg， Die Lehre von der ungerechtfetiten Bereicherung nachostereichischem und deutschem Recht, 1934.[3]V. Caemmerer, Bereicherung und unerlaubte Handlung, in ; Festschrift fur Rabel,1954, S. 333; Esser, Schuldrecht, Bd, II. 1969, S. 330ff.; Larenz,Schuldrecht, Bd. II, 1965, S.364f.[4]最新资料请参阅，加藤雅信：“类型化にる厂上：不当得利の再构成”；（一）《法学协会杂志》90（7．2）946；（二）90（l2.15）1527；（三）91(1, 70）7O；（四）91（9．48）1366。-422- 2．“最高法院”见解 关于如何论断财产的变动在法律上的原因，有统一说与非统一说两种理论，互相对立，已如前述。在所公布的判例判决中，似未曾使用正义、公平、正法、权利等抽象概念，就无法律上之原因，作统一性的说明。相反的，“最高法院”系就各种损益变动情形，分别判断财产变动在法律上之原因，基本上系区别基于给付而受利益及因给付以外事由而受利益两种基本类型，此在前面所引述的四则的判例中，可清楚看到，兹不再加说明。 3．统一说的检讨 对损益变动是否具有法律上原因，采取统一说的，颇有其人。王伯琦先生谓：“第179条系就不当得利之情形，为一般之规定，并非如其他民法就不同之情形为个别之规定。且该条之所谓无法律上之原因，系就利益之受领人方面而言，至为明显。故依‘民法’之解释，应以采统一说为宜。惟统一说中，无一能作概括之说明，与其削足适履，无如分别说明之为愈。”[1]郑玉波先生谓：“统一说未能概括，非统一说未免琐碎，然则‘民法’上究应采取何说？曰：应采统一说之权利说也，盖第179条系就不当得利为统一规定，而非个别规定，故不能不采统一说，而统一说中只有权利说比较妥当，故不能不采权利说也。”[2] 学者一方面认为统一说所提出的概念，欠缺概括性，不足统一说明所有不当得利之情形，而他方面又坚持应采统一说，不外两个理由：（1）第179条规定系就不当得利为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