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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中生活和生长 冯卫东 很高兴和老师们谈谈读书。 说“高兴”，其实有点客套的意思——心里未必高兴，甚至有些紧张。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有些老师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一种顽固的拒绝心理，所以怕讲不好，或者说怕不受欢迎。 但愿——并且相信，今天在座的老师不是这样的。 我们做教师的，都是“知识分子”，是“读书人”。这种角色自然产生了一种规定性——必须读书。不读书，不教书，还要教师职业做什么？但现在，教师的读书风气普遍不是很好。南通市教育局最近在全市发起一场教师读书活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教师读书的现状：需要通过行政的手段来促一促。 我讲的题目是“在读书中生活和生长”。 先来简单地“破题”。“生活”和“生长”，照应了杜威的两句名言：“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斯普朗格说：教育是文化的代名词。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等式”：读书=教育=文化。回到杜威的话，我们可以说：读书即生活，读书即生长。 “在读书中生活和生长”，是对我的读书观的概括。换句话说，今天所谈的就是我个人的“读书观”。 总共有六点。 第一点，我的读书“作用观”：读书改变命运。 我经常从市内一些学校对学生的励志标语中读到诸如此类的话：态度决定一切，读书改变命运，现在掌握未来。尽管它们的功利色彩比较浓，但谁能否认，其中所蕴涵的道理却是“颠扑不破”的？我和许多农村大学生的命运也“演绎”了这一点。前一段时间，有一篇很受关注的网文，《十八年奋斗，才让我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想想看，要不是读书，像我这类素面朝天的农民的孩子，怎么可能接触到“咖啡”等一些“现代语词”和现代事物，更不要谈能有机会在这讲台上和老师们交流、对话！ 我由一名素质较差的教师成长为一名比较优秀的教师，这一经历同样“诠释”了这一点。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经常在黑板书上写错别字，或者读错字音。这说明基本功差，实际上也说明读书很少，文化根底十分浮浅。应该感谢1987年开始的江苏省中文专业大专起点本科段自学考试，为了取得本科文凭，我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苦读汉语言文学方面的考试用书和大量资料。那时在农村中学，条件很差，经常停电，我像韩愈所说的那样，“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日子是很苦，也很枯燥，但正是在这三年中，才比较扎实地打下了我以后从事语文教学的“童子功”。要不是在读书上下了这么多苦功，我想自己至今肯定是一个庸庸碌碌、误人子弟的“劣质教师”。 “读书改变命运”。而对于已为人师的我来说，读书最重要而又“潜在”的作用在于，它改变了我个人的“行走方式”或者说生活状态；我甚至认为，这种作用绝不亚于它使我从土地上、从田野里走出来；绝不亚于它使我告别了最初“破绽百出”、“捉襟见肘”的教书时光。这种方式或状态是什么呢？是读书及其后的思考和写作，它使我生活变得充实，甚至惬意，甚至幸福。罗素有一句名言：“参差多变，乃幸福之源。”我们应该承认教师的“参差多变”，但在 “教师要读书”这个总的取向上，却是不能“参差多变”的，否则我们也会失去“幸福之源”。 第二点，我的读书“品位观”：读书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一点可能会引起一些同志的反感。但它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大家。我们的论坛、对话应该允许多种观点的并存和碰撞。 我之所以持这样的观点，主要源于两点：第一，读书就是生活，是生活过程，生活方式，读书之外还有无数的“生活”，在种种“生活”之中，应该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西哲有言，“向死而生”，不管你所持的人生态度是消极还是积极，生命都只能是一个过程，读书是要让这个过程好一些，让生命的“厚度”大一些。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从本质上讲，读书是“专门利己”的。既然如此，有什么了不起？第二，“了不起”不能给“读书人”带来任何益处——我们也“没必要”去“了不起”。我有一位有点才气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农村初中，总感到怀才不遇，因此拒人于千里之外，有了孩子之后竟然不允许同事去抱一抱小孩子。他没有把自己和别人摆到一个平等的心理位置上，用一位同事的话说：“他看不起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他。”结果自然不会好，他成了“孤家寡人”，终因抑郁而患上轻度精神分裂。“了不起”的人主观上是想抬高自身的价值，却常常因此而失去了在公众视野中的应有价值，真是何苦！这里，我想起了康德和季羡林。康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曾自以为求知欲极为强烈，鄙视知识不够丰富的平庸之辈。后来读了卢梭写的《爱弥儿》，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从此逐渐摆脱书斋学者的狭隘眼光和许多成见。他说：“卢梭纠正了我的看法，炫耀自己特长的心情消失了，我学会了尊敬人。”我想，这种“尊敬”，应该对他最终形成高尚、深邃的思想有所裨益。再说季羡林，他的学问可以说做到了所有“读书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却“见素抱朴”，有一次在校园里行走，形象颇似一位退休工友，某新生要办理入学手续，托他看管行李，他一点没拿架子，认真地完成了这位新生的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