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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民间文化 ——游子的精神返乡之旅 凌云岚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在《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很少直接抒情的鲁迅却表现出温情的一面：地母这一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安泰，他在失败之时总是投向大地，从母亲那里获得力量。鲁迅对故乡民间世界的依恋也颇类似于此。1913——1917年，鲁迅在北京以抄录古书、碑帖消磨时间，在此期间，他对乡邦文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整理辑录了诸如《会稽郡故书杂集》、《谢沈后汉书》、《嵇康集》等与故乡相关的书；1926年，到达厦门大学后，鲁迅开始集中《朝花夕拾》的写作，书中充满了对故乡民间文化的依恋之情；1936年，在他去世的前夕，他连续写作了《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与民间记忆相关联的散文。在其生命的三个低潮期，鲁迅的目光总是投向故乡的民间世界，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巧合。 然而不同的是，鲁迅的还乡之旅是无法完结的，即使他愿意，他大概也无法完全回归到那个可供他休息的地方，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始终只能是一个游子：“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二卷，25页，人民文学1981年版。（以下所引鲁迅原文均出自此版本）这种“游子”身份的认同也是对其文化身份选择的真实写照，鲁迅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也正如始终思乡却无法返乡的游子与故乡的关系一样—— 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二卷，25页，人民文学1981年版。（以下所引鲁迅原文均出自此版本） 鲁迅的地母意象让人联想到的还有周作人笔下的无生老母，同样是笔端少露情感的周作人在写到民间众生对无生老母的依恋时，对这“绅士淑女听了当然只觉得好笑”的信仰却流露出同情：“不但他们自己是皇胎儿女，而且老母还那么泪汪汪的想念，一声儿一声女的叫唤着，怎不令人感到兴奋感激，仿佛得到安心立命的地方。” 周作人《无生老母的信息》，《周作人文类编》第六卷，第45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然而紧接下去他马上回归理性，“但即是宗教便有许多仪式和教义，这里我就很是隔膜，不能赞一词了。” 同②一方面表同情理解甚至是不无依恋，一方面却是自知永远无法如民众般坚信，总是有其隔阂之处，反观鲁迅，他对民间文化的观照态度也有些相近。对于鲁迅而言，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民间文化自然也不在例外。其实，鲁迅与民间文化的这种紧张关系是鲁迅在面对任何一种文化时自觉的定位，正是这种自我定位带来了他所独有的文化批判视角。也正因为与任何一种文化之间保持着一份“张力”，鲁迅的文化批判才不至于发生偏至。现代文学史上曾一度出现了对民间文化与民间文学的过分推崇，例如四十年代关于民间形式的论争，虽然在当时大部分作家表示出对民间文学的接受应该是批判性的，有所取舍的，但实际上，随着以大众为主体的革命的进行，在当时的胜利气氛中已经很难对民间文化进行深入批判了，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某些知识分子“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运动史料选》卷五，第52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在《向人民大众学习》中,郭沫若这样检讨知识分子对民众的藐视：“但文艺和科学不同，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的批判，并不需要我们有什么超妙玄绝的理论”，“一切脱离民众的倾向，反民众，非民众的想念，都应该及早的改正过来。 周作人《无生老母的信息》，《周作人文类编》第六卷，第45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同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运动史料选》卷五，第52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郭沫若《向人民大众学习》，《文学运动史料选》卷五，第16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一）鲁迅与民间文化的渊源 在传统文化的结构中，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不同层次的某种划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与占据主流地位的精英文化或上层文化的异质，使得民间文化作为文化变革的资源就具备了某种可能性，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这种对异质文化的借鉴表现的分外明显。鲁迅在谈及民间文学时，认为其特色是“刚健、清新”，“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95页，与此相似，民间文化对正统文化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如两宋、晚明与清中叶之后，均出现过民间文化热。其突出表现就是在文学上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借鉴，从明代的冯梦龙，徐渭到清代的袁枚、蒲松龄等，再到晚清的黄遵宪、梁绍壬等，都对民间文化的内容或形式有极大的兴趣。清初年，为了控制思想领域，康熙力图重振理学，其中理学名臣之一的汤斌任江苏巡抚后，大力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