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50年评估及未来方向.pdfVIP

摘要：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酝酿， 60 年代出 台以来， 可区分为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两类。独生子 女政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其人口控制效果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相 比并无明显优势。新历史时期， 该政策模式无论从政策理念、控制效 果， 还是具体执行方式都面临转型的需求。人口控制是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必要手段， 要进一步发挥人口政策的调节作用， 除胎数放开 外， 还应当考虑对现行政策的方向进行调整， 在尊重生育意愿的基 上， 以鼓励型控制替代限制型控制， 以宏观政策配合替代单一人 口政策调节。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 这一转型也有利于消解不同社 会政策间的概念分歧， 促成彼此一致性的达成 　　关键词 ： 计划生育； 公共政策理念； 人口控制效果 　　计划生育政策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引发争议和关注最多的一项基本 国策， 特别是从 20 世纪 60- 70 年代“晚、稀、少”广义计划生育政策 向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转型，在实施之初就引 发了很多学者的批评和争论， 认为“一胎化”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问 题。近年来， 随着中国人口所面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减少、老龄化、新 生人口性别比等 问题的出现， 进一步引起了人口学家对独生子女政 策是否要持续， 以及持续到什么时候的质疑。然而， 长期在计生部 门工作的同志认为， 如果因为对人口形势的盲目乐观放松警惕、淡 化国策意识， 会导致几十年艰苦努力换来的低生育水平的局面前功 尽弃。因此， 有必要建立以“国策上位、区别优惠”为特征的基本国策 协调机制， 强化各基本国策主要执行部门的参与意识 　　学者和政策执行部门之间的分歧， 实质上并非同一问题。学者们关 注的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废与立， 并非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有必要的 问 题。独生子女政策不等于计划生育政策， 前者作为狭义的计划生育政 策， 强调的是“一胎化” ； 而具体实施过程中， 由于民族、地区、城乡 的差异， 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完全按“一胎化”执行， 存在多元变式 　　目前学者们提出的独生子女政策调整方案多以胎数为重心， 认为 从一胎放宽或“渐变”到二胎， 是解决人口政策面临的新挑战的稳妥方 案， 有学者甚至精确计算出， 从人口发展趋势预测来看， 在 2020 年左右， 以二孩方案代替独生子女政策， 不存在人口出生反弹的威 胁。但对胎数的过度强调， 使得大家对政策理念、执行本身都没有予 以特别的重视， 而这一点恰恰是实务部 门和普通公众所面临的最大 困惑 这种忽略， 某种意义上也是独生子女政策转型迟迟不能实现 的原因之一。本文想突破“胎数”的局限， 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的 不同挑战入手， 分析其所面临的理念和效果挑战， 在对不同政策执 行效果进行量化评估的基 上， 讨论解决计划生育政策本质性困境 的一种调整方案 　　一、两类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理念： 权利与善好争议 　　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何在？ 这是对未来生育政策方向进行 讨论时首先应该分析的 问题，但众多讨论往往舍本逐末， 忽略了各 种异议背后的这一根本性症结 　　传统观点认为，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 代表的是以国 家利益为核心的公共利益，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高速 发展， 因此， 个体或家庭应该牺牲部分权利和自由， 以维持人口总 量和资源总量的平衡 这一理念应该说来自于西方社群主义的“善好 (Good) 优于权利(Right) ”一说， 即公共利益至上的政治理论。提倡独 生子女政策的人也多基于此开展分析， 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论述执行 该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然而， 现代公共政策的立足点——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 理论或现代正义论， 强调的是个人权利至上或“权利优先于善好” 该 理论认为公权不应以侵犯私权为前提， 不能以道德谴责来剥夺个人 权利。因此， 政府为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 运用公共权利制 定和实施公共行为规范、行动准则和活动策略的过程中， 应该强调 个人权利至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个 体生育决策权的严格限制， 是以“公”权制约了个体“私”权， 这也是这 一公共政策在实施理念上多有非议的根本性原因。而“晚、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