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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内问责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建议思考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是倒逼责任落实的有效途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2016年，党中央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失责必问、问责必严逐渐成为常态。然而，随着形势发展，基层在贯彻落实《问责条例》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困难需要我们加以思考。 一、基层党内问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问责情形不清。继《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我们党的又一部重要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然而，由于缺乏认真研读及专家讲解，深入学习不够，条例术语的专业性和深度性限制了很多基层纪委对相关问责概念的进一步认知，对党内问责主体的范围、实施对象、问责方式等概念不清晰。如，有的认为党内问责仅指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力，但又未构成违纪的党员干部实施责任追究的行为；有的认为党内问责仅限于落实党的建设责任不力问题的追究，不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 2.实施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条例把问责的责任主体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党委部门，这是中央制定问责条例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细化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但是，在基层实践中，问责的责任主体却主要集中在纪委（纪检组），其他具有问责职责的部门行使问责职能少，问责主体比较单一。主要是因为部分党委工作部门对所承担的问责职责认识不到位，有的甚至不知道有这项职责；加之纪委（纪检组）缺乏与其他问责的责任主体的沟通交流，导致协调配合不够。 3.问责存在宽松软。问责条例规定，对党组织问责的方式有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问责的方式有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然而，在基层运用较多的问责方式，对党组织的主要为检查，对党员的主要为诫勉谈话，存在问责追究采用诫勉谈话的多，给予党政纪处分和降职、免职等组织处理的少的问题。如，在XX县XX年党内问责案例中，对X个党组织的问责方式都是检查，对X名党员领导干部中有X名的问责方式是诫勉谈话，占X%。主要是因为各执纪审查组对符合六种情形的案子发掘不够，主动提出“一案双查”问责案例偏少。 4.问责结果运用不充分。当前，责任制考核和绩效考评的结果一般都是对后三名进行约谈，没有转化为责任追究的直接依据。责任追究基本上是“一事一追”，没有做到 “一年一追”或“一年一评”。同时，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挂钩也往往停留在纸面上，容易出现断节、“两张皮”的现象。问责追究结果没有和组织、人事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与干部评先彰优、选拔任用挂钩不紧密，减弱了问责的严肃性和威慑力。 5.问责缺乏严格追究。在问责的关键环节，少数地方刚性落实党内问责不够，主要存在着“四多四少”：高举问责“鞭子”的时候多，动真格甩鞭子的时候少；“弃车保帅”、“丢小保大”、“扔副保正”的现象多，对单位中位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追责的少；对党政机关问责的多，对企事业单位问责的少；对引发重大影响问题问责的多，对管党治党不作为问责的少。部分地方依然存在着瞒报、漏报行为，不按规定实施“一案双查”、偏袒失责干部、推脱掩盖责任的不良现象，缺乏自觉意识，对不抓责任追究的责任问责不够。 6.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衔接不畅。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在行政问责中，通常对政府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停职检查、引咎辞职、免职等问责方式，在实际问责中却往往程序操作复杂、环节较多。由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与组织人事部门协调才能将问责落实到位。另外，政府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往往身兼多职，如果直接实施党内问责，问责效率往往会更高。然而，如果问责事项仅属行政决策失误导致的，在程序上对其进行党内问责又显得不够合适，从而导致衔接不畅，引发了一种效率困境。 二、XX县加强党内问责的主要做法 1.廉政抄告明责。为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强化对职责范围内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真正把纪律挺在前面。XX县在全省率先创新实行《廉政情况抄告办法》，以抄告的形式，既督促领导干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强化对分管范围内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又倒逼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领导班子及成员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形成责任联动、互促互进有效机制。XX年以来，共下发抄告X份次，督促纠正问题X个。 2.约谈报告督责。“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党的十八大以来，XX县紧紧牵住责任落实这个“牛鼻子”，坚持“一案双查”，既把责任压下去，又把责任追到位，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推行“双约谈、双报告”制度，及时督促引导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把责任抓紧抓实。XX年以来，共约谈乡镇、单位主要负责人X人次，收到落实“两个责任”情况报告X份。 3.严肃追究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