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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下的保障房“怪圈”及其出路 为了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政府调控频出。其中，保障房建设 是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社会的热点和焦点。今年我国保障房 的建设达到了顶峰，全国计划新开工建设保障房1000万套，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我国保障房建设启动比较晚，经验不足，只能结合当前国情和借鉴国外的成 功模式，诚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和理想是美好 的，但是如若在建设过程中不加强规范，重结果轻手段，只是狂热于追求数字， 粉饰政绩，甚至是大跃进式的赶超，将会陷入“保障房怪圈”的漩涡中。 一、“保障房怪圈”的两个表现 作为民生工程的保障房，其建设的目的在于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 的居住水平。可是在保障房的建设过程中，如果在某些方面不加以规范，不加以 引导，这种贫富差距非但不会消除，反而可能会加剧和凸显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一）“画地为牢” 目前我国保障房的建设，大都是按照片区来建设。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的一 块土地，被用来投资建设保障房，因为保障房的面对对象是城市中的中低收入者， 他们就被贴上了“低收入者”、甚至“贫民区”、“穷人”的标签。这就将本应该 是有机一体的城市人为的分裂开来。这将会直接导致： 第一、此地区可能会受到来自中高收入者和社会的歧视。绝对不可小觑这种 收入差距导致的歧视，在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城市人瞧不起农村人，提起农 村人就会和“脏乱差”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农民作为骂人的代名词。在城市，也 有这样的差异，比如在老上海，就有标志穷富身份的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城区区分 之说。居住在上只角的市民鄙视居住在下只角的市民，区分上只角和下只角的主 要标志，是该地区是否有大面积的下层市民集聚的棚户区。如果不采取措施消除 这种差异，谁又能保证今天的保障房，不是明天的“下只角”？ 第二、生活成本增加，生活质量下降。保障房的选址大多位于偏远的郊区， 对于上班族来说，路途遥远，增加了交通成本和时间。在很多城市，保障房建设 1 和城市规划脱节，自成体系，破坏了本应是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的有机体系。城 市规划和保障房的建设和市内相比，公建配套要少很多，无法就近享用，即使是 保障区内，基础配套也可能会因为物业费的问题而变得残缺不全，这必然导致生 活质量下降，从而使城市里的贫富分野越来越大,形成难以愈合的“鸿沟”。 第三、此地区将可能会是低教育、高失业、高犯罪的多发地。并将产生恶性 循环效应。如果贫困群体被圈定在一个特殊区域，他们是否会感觉到自己处于被 排斥与人为边缘化的境地，总是与城市户籍人口保持“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 地理及心理距离？实践证明，在欧美一些国家，贫民窟出身的孩子出现了对所居 住地的集体性排斥，并且将怨恨转嫁到对整个社会的不满，过度集中的“穷人 区”让他们丧失了更多的起点平等机会，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 2010 年法国骚乱一周年之际，巴黎等地再次发生了焚烧车辆和袭警事件， 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法国社会学家认为两次骚乱的主要原因除了移民族 群融入水平不够之外，法国大城市及其郊区布局的不合理是其症结所在。由于 “富人区”与“廉租区”泾渭分明，出现了贫富对立的局面。即使有的富人也会 做一些公益慈善活动来资助穷人，但是他们不愿甚至不敢到“廉租区”来走一 趟；而住廉租房的穷人则仇视富人，认为富人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机会，尤其仇视 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于是，穷人们就往往“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生 存问题。久而久之，社会矛盾激化，暴力、吸毒、走私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就曾提到，在布 法罗有一个名叫汤特广场的低收入住宅区，是由联邦政府在 1954 年投资建成， 汤特很快就成了一个“流着脓的疮”。用这个城市的住宅管委会主任的话来说， 这个地方“对附近周边地方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即便后来在城市的另一 个区域建立了一个新的住宅区域，将汤特广场的居民整体迁移过去，以期望其变 成中等收入的住宅区，这样不但没有纠正错误，反而加重问题。根据雅各布斯的 观点，人为的根据收入划区，肢解分隔城区，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和活力。应该 把廉租住宅区重新“编织”回整个城市的“骨架”里去。 美国政府在总结 50 年代在一个区域建一大片租房社区时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