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看今天的高考与课程改革.docVIP

哈尔滨师范大学郑德杨官方网站 从科举看今天的高考与课程改革 科举制，始于隋，兴于唐，盛于宋明，止于清，在中国历史长达一千三百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官”选拔考试，它是联系教育与仕途的纽带。高考是高校选拔新生的入学考试制度，是联系高中与大学的纽带，两者在考试形式和作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是由国家举办的具有竞争性的选拔考试；都有严格的考试程序；两者的作用和影响方面都具有两面性，都是锋利的“双刃剑”。在上述意义上，“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①。从科举看今天的高考与课程的改革，也就是从科举考试与课程的关系中得到规律性的启示。 一、科举考试的内容对课程的影响 所谓科举即“分科举人”，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任予官职的制度。是隋文帝为了取代当时既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又不利于人才选拔的、以门第高低取人的“九品中正制”而采用的考试制度。它与前世选士制度的不同在于：前世取士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而科举则是纯粹的考试取士，自它形成起就与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②。科举考试将考试标准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这不仅制约了教育的目的，而且影响了教育课程的构成及课程的展开过程。纵观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有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即考试内容的不断调整，下面从考试内容上来探讨科举对课程的影响。 科举考试兴于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相袭。虽然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屡有变更，但儒家经典一直作为考试取士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准。这种以儒家经典为考试主要内容的做法，决定了当时的学校教育的课程。据典籍记载，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有几十种之多，不仅有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秀才、进士、明经科，而且还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开设了明法、明算、明书、开元礼等科，增加了五经、四书、三礼、三传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科。考试内容涉及方略策、诗赋、经学、法学、数学、史学、道学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然而在诸科之中只有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明经、进士、秀才三科最为经常持久，特别是明经科专以儒经考试。当时作为考试内容的儒学经典共有13部《易》、《尚书》、《诗》、《周礼》等。与此相同的是，学校的课程亦充实起来。儒经为主要课程，算学依明算科而设，开设了《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缀术》等课程；律学依明法科而开设了《大唐律令》、《开元礼》等课程；书学依明字科要求，设置了《石经三体》、《说文》等课程。③唐代下属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是最主要、学生出身等级要求最高的几所学校，在这些学校中的教育内容大多也是以九经为主。特别是《五经正义》不仅被当作当时的官方教材，而且是科举考试的重要依据和标准答案。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考试的内容实属无用，使“当官少称职之吏”④。从北宋时期开始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然而考试的内容仍没有离开四书、五经，只是变更死记硬背经文注疏的考试为偏重阐述儒家经典义理的考试，当时的国子学和太学所设置的课程主要是经书。及至南宋，儒家学说逐渐为程朱理学所代替，理学即新儒学，其基本内容仍是四书、五经，所不同的是对经文的解释更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理学更重视四书、五经的位置，朱熹被视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从元朝皇庆二年（1313）被正式列为取士考试的标准。及至明清，四书一直与五经被列为考试的基本内容，相应的学校课程亦主要是经史性理书及时文等课程。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始终是以儒家经典为取士标准，而人才的选拔与人才的培养从来都是密切联系着的，取士考试以什么为标准学校就以什么课程来培养学生。而通过科举考试是多数士子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读书人不能另辟蹊径，只能考什么，学什么。唐代的课程结构及其考试内容的关系最为典型。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课程完全按着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以儒家经典为教材，把经学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类。《礼记》、《左传》为大经，《周礼》、《仪礼》、《毛诗》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粱》为小经。其中《论语》、《孝经》为共同必修课程，《说文》、《字林》、《尔雅》等为辅修课程，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课程，只有在相应的专科学校才有一席之地。宋代科举沿袭唐代，学校课程亦离不开儒家经典，《三经新义》曾是官方的统一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和标准答案。元、明、清三代，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只是四书的地位有所提高。尽管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时有增加、变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课程门类的增加。但它是在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前提下的增加和变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读书人的思想，培养的人才只会记诵儒家经典，不切实用，考试制度也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二、高考制度的演变对课程的影响 从科举考试的内容与课程的关系中，反观当前高考与课程的关系，同样可以发现与历史有惊人相似的方面。科举中举并不代表着学到了多少本事，而是意味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