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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断人肠： 《长恨歌》的主题变奏 白居易 （772-846 ），字乐天，原籍太原，晚年居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以白居易、 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是中唐重要的诗歌流派，他们继承杜甫以及中唐前期元结、顾况等人 的写实主义传统，尚通俗、求平易、重写实，积极发挥诗歌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的功能，形 成务实尚俗的美学特征。 白居易在 《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 并将感伤诗定义为：“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 伤诗”。 《长恨歌》 《琵琶行》就是白居易感伤诗中的代表作品。 一、 《长恨歌》主题 《长恨歌》共七言六十韵，是唐诗中少有的叙事长篇。关于它的创作主旨，据陈鸿 《长 恨歌传》云，白居易创作此诗，“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即诗歌既有为李、杨爱情所感动的一面，也有以此为鉴、垂训后世的意味。然在后世流传中， 关于此诗的主题众说不一，成为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总起来看，有讽喻说 （批判说）、爱 情说 （歌颂说）、双重主题说 （批判兼歌颂）三类。之所以如此，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和 实际创作效果之间表现出来的差距有关。 二、内容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 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 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 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 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 “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 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 “兼济”并行不悖，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 观的两个侧面。在遭贬以前，他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 因此，在总结唐明皇后半生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写就了《长恨歌》。在他心中对唐明皇的一 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 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 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 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 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 发，把皇帝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 味十足的痴情皇帝，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 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 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诗人被贬江州后，“独善”与 “兼济”的地位 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 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 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在 《长恨歌》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 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可以说是自 食其果。唐玄宗、杨贵妃虽是历史人物，但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影子，根 据民间传说和街坊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 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 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诗的开篇两句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揭露玄宗后期贪恋女色，荒淫误 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然而接着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四句，却又为玄宗讳，这既体现出 白居易作为封建文人的阶级立场和局限性，也体现出诗人对“大恶”与“小恶”的明智处理。 接下来，诗歌极力渲染杨玉环的美貌风情和玄宗对她的极度宠爱，把一场宫廷爱情描写到极 致，也为后面的悲剧打下伏笔。安史乱发，玄宗仓皇逃蜀，马嵬赐死，玉环香消玉殒。长安 收复后，作为太上皇的李隆基重返长安，途经马嵬，目睹伤心离魂之地，百转千回，感慨万 端。回到长安以后的秋雨梧桐、孤魂夜永，渲染出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之情，爱情的缠绵悱 恻被描写得相当动人，洋溢着作者的同情。诗的最后，作者借助道士方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