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时期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关系研究-近代史人物论文-历史论文.docxVIP

《时务报》时期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关系研究-近代史人物论文-历史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评价梁启超的论文第八篇：《时务报》时期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关系研究  　　摘要：《时务报》时期,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关系产生剧烈的转变。办报之初,基于共同理想,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尤其在《时务报》的激进言论触怒张之洞以后,汪、梁更是相互包容、支持,共同抵住了来自张的一次次打击。后来,黄遵宪因报馆管理上的分歧 让汪康年放弃总理之位。这本与梁启超不相干。然而,离沪赴湘以后,梁启超受到黄遵宪的影响而逐渐敌视汪康年,加之康有为 控制《时务报》以宣扬康学,梁启超便出面争夺办报权。自此,二人关系破裂。汪、梁能够合力抵御来自张之洞的打击,却在诸位同道中人的鼓动下走向 ,这不能不说是维新诸君极大的悲剧。  　　关键词：《时务报》; 汪康年; 梁启超; 张之洞; 黄遵宪;  　　1896年8月,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其中,汪康年为总理,黄遵宪为协理,梁启超为主笔。三人筚路蓝缕,使《时务报》成长为维新派的机关报。然而,好景不长,两位主创逐渐与汪康年分道扬镳。《时务报》时期,即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到1898年8月改为《昌言报》的两年间,伴随着《时务报》由盛而衰,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善而恶的转变。  　　汪康年、黄遵宪和梁启超之间的三角关系一向为前人所重视。1其中,汪、梁之间的矛盾累积和决裂过程尤为人关注,常被视作维新派的一场内讧。2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方汉奇、雷颐等学者就撰文论述过这个问题。不过,囿于偏见,当时的研究基本采取褒梁贬汪的态度即便不将汪康年划归为洋务派,也将其视作张之洞埋伏在维新派的内 。[1,2]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长年、廖梅等学者修正了老一辈学者对汪康年的偏见,开始为汪正名,承认他是维新派的成员,并肯定了他在《时务报》发展和维新变法中所起的推动作用。[3,4]21世纪以来,学界渐有批判康、梁的倾向,并开始注意到张之洞与《时务报》的关系。3但是,这些学者大多是从思想史维度关注此事,即以此论证张之洞思想之新潮、变通,而缺少张之洞对《时务报》之争事态影响的研究。汪康年本为张之洞府上的教书先生,通过张之洞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4。《时务报》初创时,张之洞曾为该报筹集资金和打开销路,所以他对汪康年有知遇之恩。然而,张却不赞同以报纸讥论时政、褒贬中外。[5]如此,张之洞与梁启超恰好背道而驰,这似乎让汪康年陷入两难的境地。基于此,有前辈学者把张之洞视作汪、梁矛盾的制造者,甚至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的傀儡。5  　　然而,如今看来,这种说法有些夸张。那么,在梁启超与张之洞之中,汪康年究竟更倾向于谁?而张之洞是否为汪、梁关系恶化的始作俑者?另外,讨论汪、梁间关系的转变,更应着眼于维新派内部的人际关系,比如,黄遵宪与汪康年的龃龉是否影响到了汪、梁的关系?与汪关系尚可的梁启超突然夺报究竟受到了何种推力?基于这些疑问,《时务报》时期汪康年与梁启超之间的关系有被重新梳理的必要。  　　一、志同道合: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完美合作  　　在《时务报》馆诸君中,梁启超的激进程度是人尽皆知的。其实,不只是梁启超,汪康年发表在《时务报》上的论说也相当前卫,这是启蒙的需要,也是二人合作的基础。  　　1.汪康年:开《时务报》议时政、倡民权之先河  　　1896年9月7日,《时务报》创刊刚满一个月,汪康年就发表了《中国自强策》,这是体现其维新思想的代表作。文中,汪康年说道:  　　军机大臣但能唯喏于上前而不能坚持其意也,但能恭拟谕旨而不能自发号令也,非先立议院不可矣,中国素以君权为主,上下隔绝,彼此相离,民视君父如陌路,视同国若途人。夫民之弱与离,君所 也,积至今数千年乃受其大祸。[6]203-205  　　显然,汪康年是在讥骂军机大臣,提倡开设议院。这些都是触犯时忌的文字。所以,汪大燮提醒汪康年不必作无谓之讥评[7]747,以免招来祸事。叶瀚则劝汪康年多译实事,少抒伟论[8]2574。此前,《时务报》虽刊登过关于维新的文章,但尺度把握得很好;所以其舆论基调并不激进。比如,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前三篇就仅是大而化之地论证变法的合理性,这不但推进了思变的社会风潮,甚至迎合了洋务派的求变主张。相形之下,汪康年的文章十分悍直,开《时务报》讥论时政之先河。可见,汪并不想战战兢兢地办报纸,他与梁启超一样,希望《时务报》能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  　　10月26日,《时务报》第9册刊登了汪康年的《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  　　诏书严切,官吏貌若悚惶,而卒之无纤毫之悛改,犹得谓之君有权乎?君隆然若天,人民苶然若草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