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故事：当代西方小说的新形态.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拟故事：当代西方小说的新形态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小说的本文结构形态产生了较深刻的嬗变，概括地说经历了故事、情节、片断和新近出现的“拟故事”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许多小说家开始通过种种途径，进行形式上的探索，力图摆脱讲故事的公式化、程式化的老生常谈，以求更加逼真。从此，时间的顺延性置换为因果关系，单线条演绎成复调式，叙述视角也具备了结构功能，即情节取代故事成为小说的主要结构形态。20世纪以来，现代派小说首先实现了“空间序列”对“时间序列”的置换：即用心理活动取代了外部动作，以共时性取代了历时性。随后小说开始向“开放”式结尾转移。这种方式的结尾客观上对本文的整体感产生了毁灭性的作用。情节的消失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首先，当情节趋向危机时，是一条脆弱的“主旨”之线使小说维持了一个象征意义的整体性主旨存在。也就是说，现代派小说仍然追求一种体现整体性的深层叙述结构，尽管这种结构实质上是意义模式而非行动模式。其次，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中，这样一条主旨之线也被扯断了，它们拒绝给读者任何“单值”的意义，一切都是混乱的、歧义的和不断增值的，本文变成了拒绝理解、不指涉任何世界的不透明的文字集成块。情节终于破裂为片断。作为结构形态的片断具有混乱性和不可复原等特征。它同时标志着作者的自杀和对叙事的破坏。即在所谓元小说或称自我指涉性小说中，作者、作品、读者、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清除，人们很难分辨出哪里是本文，哪里是作者的构想，或读者的阅读及评论，更无法去寻找什么结构了。 当后现代主义小说在结构技巧上的革新走到了B·S·约翰逊等人的活页小说时，小说家们把小说的实验已经做到了极限。正如约翰·巴思所言：“某些形式已经枯竭，某些可能性已经试尽”。但是，小说并没有灭亡，而是产生了新的趋向——向故事、叙事和情节的复归。例如曾是最热衷于小说形式试验的巴思，“发现自己对叙事传统的不同侧面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回到18世纪……去考察英文小说的源头……回到英国小说的最早形式——书信体小说中去”。在这一复归中，他创作了小说《书信》，并且认为它“代表着利用并且遵循小说的形式的诚实努力”。1989年《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图书之一《比利，巴斯盖特》（埃·劳·道克托罗著）也是一部结构严谨、情节紧凑的小说。这种复归同样体现在苏联小说中，例如费定的小说《城与年》利用传统的冒险小说的结构，组织起多层次的社会生活画面。巴思在《美国的“新小说”》一文中也强调了继后现代主义小说以来，美国文坛上又出现了一批新生力量，他戏称之为“后酒精主义”、“蓝领抽象派的极度现实主义”。比尔·奥利弗在《美国短篇小说的新繁荣》一文中更是明确指出：“接近生活的小说——充满可认识的人物和主题、情节和戏剧性，有开端结局的小说，已在厌倦了残缺和古怪的广大读者面前重新维护了自己的形象。” 当代西方小说结构向故事、情节的复归是以小说主旨向社会的复归为大前提的，正如后现代主义小说彻底摆脱秩序是以极端的虚无主义为指导一样。可以说这种复归的萌芽最早出现在60年代，以刘易斯的《圣赤兹的儿童》、凯波特的“非虚构小说”《凶杀》和曼彻斯特的《总统之死》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展示了现代小说对负载社会涵义的回归。80年代以来的美国、法国和苏联小说，都不同程度地重返现实。人们重新意识到小说是一种道德教训，一种生活方式。小说作为一个不及物动词的时代结束了。小说主旨的复归导致了小说结构的恢复。而结构的恢复又并非简单意义上的重复和模仿，而是更高形式上的模拟，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小说童年时代的结构形态——故事既相联系又相排斥，同情节、片断等结构形态也不无瓜葛的新的结构形态——拟故事。具体地说，拟故事的叙述成规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叙述语言具有反后现代主义趋向，叙述时序基本上恢复正常时态。如果说“重新发现讲故事的快乐，摆脱种种规范是后现代作家们共有的一大特点”，那么，80年代以后的小说家们则把讲故事当作了小说创作的捷径。巴思的小说《书信》被普遍认为“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标志着巴思从先锋派的片断式小说向真实地对待人物和主题等叙述方式的回归。巴思自己也承认“它将在创作方式上回归传统，即将不是艰涩难懂或跻身于现代时尚的那种小说。”在他的另两部近期小说（可称为姐妹篇）：《假日，一个罗曼史》（1982）和《海滩故事，一部小说》（1987）中，这种构架上的复归更为明显。后者的叙述人及主人公是两位度假的夫妇，柏特和凯瑟琳，他们在海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同家人、朋友谈论养儿育女、航海、写作及全球性污染等问题，特别“关注于海、性和故事”。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大多关于海员和精液（Seaman and semen）、航海和叙事（navigation and narration）、本文和性（text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