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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小说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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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是著名的反清革命家,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3年他遭暗杀更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多年来,人们的关注都集中于宋教仁的政治主张与革命活动,都未提及他曾有小说创作计划,以及他为此所作的诸种准备。
胡汉民提议,孙中山与宋教仁合译小说
其实何止是宋教仁,就连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也曾有过翻译小说的打算。这两人对小说的关注并非子虚乌有式的传闻,而是有确凿可靠的史料为支撑,它见诸宋教仁当时所写的日记。宋教仁在1906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那天与孙中山、胡汉民与章太炎等人“谈良久”,交谈的内容想必很多,但宋教仁只记载了关于翻译小说的讨论。事情是由胡汉民提出的,他说最近法国新出的一部小说“感觉新奇”,内容是说德国与英国开战,结果是德军大败英军而攻入伦敦。孙中山很想翻译这部小说,但因诸事缠身而“不得暇”。说到这儿,胡汉民便提议由孙中山与宋教仁两人合作翻译,孙中山负责口述,而宋教仁专事笔录并润色。显然,胡汉民与孙中山已经商议过此事,故而胡汉民一建议,章太炎与孙中山就都说这是个好办法。宋教仁却是事先不知情,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不得已,遂诺之”,即很勉强地答应了。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与王寿昌就以这样的合作方式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此书由素隐书屋出版后风行天下,后来林纾一直按这样的合作方式翻译小说,效仿者也大有人在,胡汉民的提议并不是新的创造,其目的是想帮孙中山省下时间,但对宋教仁来说却是凭空多出件事,他勉强答应是情理中事。不过,后来宋教仁在日记中再未提及此事,不知是他设法推托了,还是忙于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实在无法分身于小说翻译。
孙中山、宋教仁、胡汉民与章太炎都是当时同盟会重要的领导者,这些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竟会关注小说,聚在一起时还认真讨论了翻译小说的计划,这似乎有点奇怪,但置于当时的时势下考察,却又是很正常的事。1902年冬,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创办了《新小说》,创刊号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主张,而梁启超撰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是立宪派政治纲领的图解,梁启超甚至说,“《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这份刊物很快风行全国,发行不久即告售罄,鉴于它的影响,清廷军机处还下令查禁。革命派强烈反对立宪派的政治纲领,但对于梁启超的以新小说启迪大众且尤推崇政治小说的主张,却是颇为赞同。宋教仁在1905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他邀集同志组织杂志发起会,讨论时就有人提出仿《新小说》之例“倡办小说报”,后来因种种考虑,议决办成“提倡爱国主义,鼓吹革命独立”的综合性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该刊出版两期后被日本政府勒令停刊,后改版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革命派重视小说启迪大众的功用,《民报》为此还开辟了专栏,在宋教仁主持时,首先连载的就是陈天华的《狮子吼》。这篇小说揭露了清军入关以来的暴行以及当时清政府的腐朽,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深重的民族危机,宣传以革命光复中华的理想。它第一回与第二回的回目就分别是“数种祸惊心惨目,述阴谋暮鼓晨钟”与“大中华沉沦异种,外风潮激醒睡狮”。这篇小说因陈天华蹈海殉国而未完稿,《民报》上只连载了八回。宋教仁曾萌生续完全书的念头,故而在1906年1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欲为之续竟其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
对《新党升官发财记》无限感慨
宋教仁爱读小说,日记中时有购买、阅读小说的记载。即使在策划长沙起义失败、逃离湖南的途中,还购买了《施公案》与《七剑十三侠》,并借阅了《水浒传》。到日本后,小说就买得更多了,而且多是在中国出版后运至日本的作品。1906年8月11日写道:“五时,至中国书林购得小说书五六种,以为近日消遣烦恼之具。” 此处未开具书名,但根据后几日阅读的记录,当是《福尔摩斯侦探案》等作品。1907年1月28日的日记又写道:“至中国书林购得《白山黑水录》《满洲地志》《女首领》《泰西历史演义》《侦探案汇刻》《狸奴角》《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各一,六时回。”从1906年8月11日开始,宋教仁因“心中纳闷,观小说以遣之”,当日读的是《维新党升官发财》,在随后的半个多月里,竟接连读了十多种小说。如8月27日,“是日上午右肩稍痛,心甚不适。下午稍愈,乃观小说,为《马丁休脱侦探案》二册及《新蝶梦》一册”;第二日是“竟日无聊,观小说《车中毒针》《黑行星》二册”;第三日则是“是日身心觉稍舒。观小说之《新法螺》《彼得警长》《美人状》《女魔力》共五册”;8月31日又云:“观小说《包探案》,颇解无聊之苦。”虽说是解闷消遣,但宋教仁阅读时也有分析与比较,如将《一捻红》与《福尔摩斯侦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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