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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擘窠大字”兴盛论 打开文本图片集 通常认为，“署书”、“榜署”、“大书”、“擘窠大书”、“擘窠大字”、“榜书”是一回事，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云：“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此时期的“署书”是指官署专用书体，署，官舍也，本为官人办公之处，又指官署之人，正所谓“夫署，所以朝夕虞君命也”①。“署书”之中，有“榜署”，即书写于匾额上的字。随着历史的发展，“榜署”的范围由匾额泛化为如匾额一样的字，称作“擘窠大书”。唐代颜真卿《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称：“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②擘，划分也；窠，框格也。到了宋代，乃至明代，“擘窠大书”又演变成“擘窠大字”。宋惠洪《惠洪诗话·东坡属对》卷五载：“又登望海亭，柱间有擘窠大字曰：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潮。”③《明史·文苑传四·王稚登》载：“四岁能属对，六岁善擘窠大字。”④明代书法理论家费瀛在书论《大书长语》中为了强调其学理性。不仅简化“擘窠大书”、“擘窠大字”为“大书”，而且把“大书”的范围明确界定，曰：“夫以篆、隶、小楷著名，代有其人，鲜克工署书者。苟能诣极超群，可以题署宫殿，壮观堂宇亭台，勒诸金石，垂于后世，章昭代文物之美，斯亦不朽事也。”⑤在费瀛看来，“题署宫殿，壮观堂宇亭台，勒诸金石”之体皆为“大书”之广义范畴。至于一般记载，提到大字时，还称呼为“擘窠大字”。《皇清书史》所载一百多位书家皆称能“擘窠大字”即是证明。清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榜书》中曰：“榜书，古曰署书……今又称为擘窠大字。”⑥资料显示，王澍（1668～1743年）、包世臣（1775～1855年）已经在其书论中以“榜书”之名阐述书法。由此看来，我们今天经常说的“榜书”是从清末逐渐流行开来的，是较“擘窠大字”更为通俗的一种称谓。 梳理“署书”、“榜署”、“大书”、“擘窠大书”、“擘窠大字”、“榜书”称谓及其实质内涵的变化，旨在说明论文题目取名清代“擘窠大字”而非其他的合理性，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一、清代“擘窠大字”兴起论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书法理论家费瀛（生卒不详）有《大书长语》存世，其中从正心、识字、师授、心语、通变、结构、真态、神气、乘兴、贵熟、署书、堂匾、绰楔、鉴定、镌漆、原古、客问、纸说、笔说、墨说、砚说等二十一个方面对大字进行详细论述。费瀛不仅是历代大书的总结者，而且还是后代大书的首倡者。然而，费瀛所期望的大书的繁荣并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正所谓“夫以篆、隶、小楷著名，代有其人，鲜克工署书者”。欣慰的是，费瀛谢世后不久，历史进入清代（1636～1912年），“擘窠大字”真如费瀛所望，繁荣发展起来。 清代“擘窠大字”的兴起有诸多原因，其中包括匾额楹联兴盛、碑学兴起等多个方面。 清代皇家匾额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形制之丰富达到历史高潮。清代士宦乡绅商贾悬挂匾额之风气历代所无法比拟。清代文人墨客挥毫泼墨遗存匾额之状至今可观。匾额题字，非大字不能善其事，非大字不能状其势。显然，“擘窠大字”兴起顺应了匾额题字之需。 与清代题匾之风相匹配的是楹联的兴盛。南怀瑾在《诗的人生》中指出：“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⑦清代梁章钜的《楹联丛话》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楹联兴盛之状。《楹联丛话》记述曰：“楹帖肇自宋、元，于斯为盛。”⑧当时是，“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恭值翠华临莅，辄荷宸题；宠锡臣工，屡承吉语。天章稠叠，不啻云烂星敶。海内翕然向风，亦莫不缉颂剬诗，和声鸣盛。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⑨。楹联兴盛带动大字楹联书法创作。《清稗类钞》艺术类就记载了翟草田用大字书写楹联的事迹，曰：某年，客金陵，李仙李殿撰之孙往访，乞书家祠联额，字高五尺余，联字亦二尺，挥汗立就，气如龙虎。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很多，具体可见梁章钜《楹联丛话》。 清代“擘窠大字”兴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碑学的产生。提到碑学，不能不提到阮元。阮元曰：“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善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⑩又说：“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在阮元看来，南派之帖派书风不适合碑榜之形制的，阮元举例曰： 王献之特精行楷，不习篆、隶，谢安欲献之书太极殿榜，而献之斥韦仲将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礼者，在凳悬仲将耳。若使殿榜未悬，陈之广厦细旃之上，敕文臣大书之，何不重礼之有？岂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笼鹅耶？ 钱泳作为阮元知音，非常赞同阮元的碑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