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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保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是以口头流传的方式存在的。在流传中继承、发展、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面貌。如宝卷这种形式，从最初唐代寺庙里的俗讲，宋元讲经中的说诨经，到后来成为明清民间的宗教性说唱故事。江苏靖江的讲经宝卷，同其他明代宝卷一样，至少从明代中期开始，作为民间宗教做会中的说唱部分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笔者在阅读整理这些宝卷过程中，发现这些讲经宝卷既不是明清说唱本的原貌，也不是现在艺人的新创作，而是从明代、清代、民国时期，一直发展到今天，一个一个时代层叠累积而形成的，每个时代都会留下一些时代的痕迹。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从这些时代的层叠累积中考证其源流，也可以借以考证方言俗语、民俗风情的变化，当然，更重要的，是引发我们如何对这种随时代不断变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保护。本文认为，口承文化有其利弊，对它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口承形式上，而应当在文本上进行保护。 口承的价值与得失 口承的时代变动性强，是活态的存在。像靖江讲经宝卷，就是传统宝卷的“活化石”。 靖江市位于江苏中南部，东南西三面环江，与张家港、江阴市隔江相望。东北、西北与如皋、泰兴市毗连。明成化七年(1471年)，靖江从江阴县分出设县，隶属常州府，今属泰州市。境内以旧城南郊的横港为界，以北称老岸，南面沿江地区称沙上。老岸地区讲吴语方言，称老岸话，是苏中南端的吴方言孤岛。沙上地区成陆较迟(19世纪40年代以后才逐渐与老岸连接成片)，为后来移民居住之地，方言混杂，称沙上话。靖江讲经宝卷就流传干老岸地区，用老岸话讲唱。因长期三面环江，一面与准语相接的地理形势及吴方言孤岛的语言文化背景，形成了区域特征鲜明的民间信仰与讲唱文学合一的特色文化。 靖江宝卷是中国明清时代盛行的讲经宝卷的一部分，既受南北方讲经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传承过程中又加入了许多地方特色，形成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融佛教俗讲与民俗、民谣、传说故事于一体的讲经宝卷。讲经宝卷是做会的“副产品”，正是有了民间信仰的做会，才有用于“做会”活动的讲经宝卷。1990年8月出土的靖江马桥明嘉靖间刘志真墓中，有一张《冥途路引》，是朱刘氏嘉靖十八年(1539年)三月二十六日做会时发给的“随身执照”。这是目前能看到的靖江民间做会的最早的实物。由此可知，至少在明代嘉靖时，靖江的做会讲经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那么用来在做会时宣讲的宝卷，当也随之而产生。 大概至迟在嘉靖时，做会讲经已经是很普遍了。故靖江讲经，绝对不会晚于嘉靖年间，有可能更早一些。如《香山观世音宝卷》里的监斩官名叫“忽必烈”，这自然不是元世祖的名字，而是蒙古人一般的姓氏称谓。讲经者只是随手拈来这个前代习用的人名，这种称呼是讲经者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信手拈来的，有一些下意识的成分，也只有在明代中前期时候，会拿前代外族人作为一个反讽的对象。 讲经宝卷是由一代代讲经艺人口头流传下来的。在继承中，会有选择性的遗忘，当然也会吸收新时代的一些新内容。每个时代的痕迹，多少都会在里面显现出来。比如宝卷中屡屡出现的“十三省”，这就是典型的明代词汇。中国行省的划分，元代时除了京师附近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外，在河南、浙江、湖广、陕西、甘肃等处设十一行中书省，简称“十一行省”。明代改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除南北两京直辖地区外，共有十三布政使司，而习惯上仍称行省，简称为省，这样，明代一般的叫法为“十三行省”或“十三省”。清代初年增为十八行省，后又增为二十二行省。许多宝卷都讲到进京考状元的事，都出现“皇上开南考”、“南北二京”的话，这些话语，是旧时讲经的遗留。只有在明代，有南京、北京并称皇都，南北同时举行会试。清代称南京为江宁府，就不再有“南北二京”的说法了。靖江宝卷中许多地方透露出明代讲经语言的信息。而《眼光宝卷*里说：“此卷出在宋朝真宗皇登位之时，有一贤人出在江苏省阜宁县东门外路家庄。”由此肯定是清代江苏省名称确立以后讲经艺人的话。 口承性在宝卷中有利于考证其起源的时代，考证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但在一代代长远的口承中，愈变离其本源愈远，愈变愈失其原貌。方言本身改变很快，口承中改变最多的是其方言俗语的变化。民俗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是其中的方言词汇俗语和民风民俗，但随着口承发展，许多前代的如明代清代的方言词汇被现代方言词汇取代。在整理中就发现，许多靖江方言词语，语源不清楚，当地整理者只是以同音字代替，使读者无从索解。为了使其他地方的读者明白其中的意思，就需要建立一个方言词汇对照表，把一些方言用普通话的意思解释清楚。其中一部分方言的语源，要参考明清时代其他地方的宝卷来理解其词意。这有很多困难，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宝卷的书面文本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