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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中的会议译名看晚清中外医学交流 江涛 中外医学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交流方式多样，到晚清时期，这种交流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形式——国际医学会议。从1881年第一次参加会议开始，晚清时期与中国产生关联的国际医学会议有58次[1]之多，占了晚清各类国际会议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可谓大宗。这些会议除了1911年初在沈阳举行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之外，其他各次均由欧美国家主办，因此，会议资料的翻译是参会过程的重要环节，会议名称更是需要首先被译为中文，以便在清廷内部流转。数量如此众多的会议，抛开会议本身的内容不谈，仅从会议的译名及其变化就可以管窥晚清时期中外医学交流的一些特点。 一、会议名称的“散”与“乱” 晚清时期国际医学会议译名的“散”主要表现在名称冗长和遣词用语不够精练上。1902年8月在比利时安华士举行的会议被译为“疯人并代管疯人家事公会”，计11个字； 1900年8月法国巴黎举行的是“管理卫生及考究民人等学公会”，会议名称有13个字； 1909年8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百工人等有危险之事医生研究会”以及1910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万国讲求小民卫生建造花园公会”，会议名称则分别有14个字，是所有此类会议中名称最长的。 会议名称虽然冗长，但同时也带来一个好处，那就是在理解上不容易产生歧义，望名而知其义。而且这种所谓的“散”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无法太过苛求，毕竟与当代社会相比，当时的人对外语与汉语的转换并没有经过太长时间的磨合与锤炼，真正能给今人考究当时会议档案带来障碍的是译名的“乱”。 1910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万国工艺特别防病公会，在中国台北近史所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抄档中，这次会议被写成了“第一次万国工艺特别防病会”，而随后的两份关于此次会议的档案，又都将会议名称写为“第二次万国工艺特别防病公会”。[2]三份档案在会议届次上出现了歧异，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困扰，到底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由于原档尚未发现，因此无法得知抄档过程中是否发生过笔误，而且由于现有中文档案中再无关于此次会议的其他记载，仅从中文史料中已经难以确定会议的届次。好在比使所发照会的抄档中还附有一份法文档案，其中载明了本次会议为“第二次”集议，总算帮着解了这个谜题。 因国际会议名称翻译中的“乱”而导致理解困难的情况，在晚清时期的档案中并不鲜见，上述案例中的难题最终被一份外文档案解开。有的会议因为名称的前后不一而导致研究上的困难，由于缺乏外文原档而一直难以得到破解，不过这已不属于医学会议的范畴，此处不再赘述。 二、早期译名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晚清之前，中外医学已有长期交流，但就西医在当时的地位而言，还远远谈不上对中医的主流地位产生冲击，因此，晚清时期的清政府在初期涉足国际医学会议时，在会议名称的翻译上，融入了较多的中国“传统元素”，比如中医的“养生”概念。在最早的五次会议中，有三次以“养生”冠名，分别为1882年7月举行于瑞士日内瓦的万国养生公会、1885年5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养生防病公会以及1887年9月于奥地利呿唁都城举办的养生防病会。会议虽以养生命名，但其内容是否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养生”却不一定。以罗马会议为例，意大利驻华公使卢嘉德在向总理衙门发出的邀请照会中载明“其会原为议出良法，如遇霍乱或别样传染等症，均能防治，使无蔓延变更之虞，又为设法减其株连生灵之害”。[3]从拟议内容能够看出，“养生”并不能概括会议的全部议题，而它之所以出现在会议名称中，或许与初涉国际医学会议的清廷官员及翻译人员不知或不熟悉此类会议的紧要之处，转而以自己所熟悉的中医概念笼统称之有关。 关于这一点，并不只有这三次会议可以作为证明，最早的五次会议中，除上述三次会议外，另两次分别被称为“万国医病会”和“万国免病会”，名称同样简单，但也同样让人不知其所以然。清驻美公使陈兰彬1881年参加了万国医病会，他在向清廷咨报会议情形时说：“兰彬遂于廿五日亲赴会所与各国公使相见。查此会之设，名曰防疫，实非会讲医道，不过欲订立章程，稽察（查）船只进出……中国医道与西国殊，通商各口亦未便尽用洋法，亦只好俟其送稿时，酌核可否，详请均裁耳。”[4]从陈兰彬的汇报来看，该会更像是以海关检验检疫为主题的会议，但这一点从官方翻译的会议名称中是看不出任何端倪的。 有意思的是，包括陈兰彬在内，清廷官员看起来并非不清楚中西医道之间存在的显著不同，1887年的养生防病会还被总理衙门以“查养生防病各节原系有益生民之举，惟中西医法不同，中国驻扎西国各员并无熟悉其事者，是以无从与会”[5]为由婉拒，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在会议的译名中加入浓厚的中国“传统特色”。 三、译名的专业色彩逐渐增强 上述情况并未持续太久，在高频率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