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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介休志》刍谈 冀成武 20XX年3月介休市史志研究室获悉《光绪介休志》已在台湾刊行，遂想方设法寻找该书，犹赖山西大学常利兵老师和北京语言大学杨沛林同学的大力支持，几经辗转，于11月将《傅斯年图书馆典藏未刊稿钞本方志》购回，其中第九册、第十册上赫然登载有《光绪介休志》全本。本人有幸参与其中，第一时间即得开卷浏览，不亦乐乎。 高兴之余想到了张颔先生，介休县志编纂委员会于1983年3月9日召开了特约撰稿人及专志编写人座谈会，先生有一个精彩发言，主谈《光绪介休志》未刊稿的得失，兼谈有关地方志编纂的几个问题。先生谈到台湾收藏有《光绪介休志》，这个信息记载于《山西省地方志联合目录》一书，该书是由山西省图书馆于1980年编印的。当时台湾与大陆隔绝音信不通，只好望洋兴叹了。 《光绪介休志》的纂修背景，得从光绪五年（1879年）说起。巡抚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达全省修志檄文，成立通志局，聘请山西名儒王轩为总纂，张于铸为副纂，杨笃为纂修，杨深秀为协修，展开工作。《山西通志》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付梓，内容之宏富、考证之精赅、体例之完备、资料之详实，堪为典范，梁启超将其列为清光绪朝优秀省通志之首，称其“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 通志局除了编纂《山西通志》，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各府州县新编志书的审定工作。本书内有通志局总评两页和校语二百余条，时间为癸未年（光绪九年）二月望前三日，第二册封面盖有“协纂杨对”印。杨深秀时年36岁，而杨笃比他大14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深秀对其尊敬有加。据杨笃日记记载，深秀几乎见天来访。从笔迹来看作评者至少为两人，从书法特点来看总评和大部分评点是杨深秀的笔迹，小字行草非常漂亮;个别处是杨笃的手笔，楷书有如刀刻，不愧为金石大家。由此判断，本书主要由杨深秀负责审定。杨深秀参与了多部县志的审定，光绪八年审定过《平遥县志》，并为之序。序言中考订了平遥的地理沿革，鲜明地提出他的修志主张，批评了当时修志之人过多着力于人物和文词，而对“地之沿革反区雾荒忽十不能得五”。这个观点不光是批评平遥，介休亦然。本书中就有批语一条专说此事：“地理一门，似未屑意，故沿革、山水、古迹诸条皆未究心。” 通志局对本书的总评开门见山。“此书有四长，亦有四短：喜于创新，而厌于存旧;工于引远，而略于征今;高于立论，而或失其归;务于修词，而反没其实。至于取舍详略，意别有在，大致然矣。论其精心结撰，戛戛独造，且命意全注。大祲修志，事事为亡羊补牢计，此迥非寻常官书所能企及。然其不合体要之处，亦坐不肯落官书窠臼。”有褒有贬，毫不含糊。 接着讲述了州县志书的沿革，强调当政者和纂修者的身份，纂修者不能反客为主。“州县之有志，初本一家之纪载耳。明代多乡先生家居所作，故体尚未画一，国初犹然。至康熙、雍正间诏修《一统志》，始令各直省修《通志》、各府州县皆修《志》，以备采用，于是始全变为官书。虽分门别类，条目或各不同，而其为有土者之专任，绅耆即达官宿儒，皆退居编校赞襄之列，不敢越俎而尸之，则无少异，体例然也。以作者之才与学，夫岂见不及此？”这话是针对纂修者李敦愚说的。 最后给出了解决之道。“倘可俯就時制，稍变其体，必能出其余力，别成雅制，为桑梓文献增重，虽官书又岂掩射斗之芒乎？则此卷或藏箧衍，或付手民，自作一家之言，与官书相附而行，所谓离之两美也。秉笔者通人，又吾辈也，为文字交久矣。故敢陈其直言，其能降以相从也，幸甚。”杨先生循循善诱，明确官方修志之体例，希望李敦愚调整思路，此卷可另为一书，县志就得按规矩来，稍作改动，可成大雅之作，如此可谓两全其美。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光绪介休志》，是侯清柏先生根据省文物局资料室所藏手抄本点校整理的（简称点校版），这一版本只有两卷，缺少人物志和志余两部分内容。本书有卷三（人物志）和志余，这两部分篇幅有299页之多。本书有“通志局覆校三通”字样，就两个版本共有的两卷内容来看，可以得出结论，本书为第三稿，点校版为第四稿。比较两个版本，区别有以下几方面： 一、点校版在文字上有所取舍，结构上也有所改变，看来是按照通志局的意见做了部分修改。目录的区别，地理志部分单列出古碑和介休五谷表;建置秩官下列出知县、教谕、训导、典使等;学校下列出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弟祠、节孝祠。秩官截止时间的区别，本书记录到光绪六年，点校版记录到光绪九年。 二、修志衔名部分的区别。本书有参校刘经源、采访王家鹤，点校版无此二人，却增加了两个参校人，是教谕洪洞董炜和训导太谷武洋，这两人是按照汾州府知府林拱枢的要求添加的。更为重要的是，本书有鉴定人知汾州府事林拱枢，点校版无;监修人，本书有知介休县事吴匡，点校版无。 三、忠孝节烈部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