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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藏于调侃背后的快乐与隐忧 衡量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强弱通常有两个尺度：一个是量的尺度，另一个是质的尺度。一个作家，如果其作品数量很少而质量不错，那不能简单地说这个作家的创作实力很强；同样，一个作家，如果其作品数量很多而质量平平，那也不能片面地说这个作家的创作实力不弱。只有既具备较多数量同时又拥有较高质量作品的作家，才可以说是创作实力较强的作家。继《生命如烛》（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之后，周春荣最近又要推出他的第二本散文集《秦关冷月》。前者一百余篇，后者则由数十篇构成；前者没作任何分类，后者则分为“文化苦旅”、“雪泥鸿爪”、“人生感悟”、“朝花夕拾”、“亲情温馨”等五辑；前者篇幅较小，后者篇幅较大，特别是“文化苦旅”一辑。从量的角度看，春荣的散文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从质的角度言，《秦关冷月》除了仍然呈现出流畅自然，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既饱含韵味又充满真情等特点之外，题材比《生命如烛》更宽，且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的社会问题乃至热点问题。在纳雍那片一向以诗歌创作见长的土地上，春荣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散文创作的不足。虽然纳雍从事散文创作的人也不少，但如用上述两个尺度来加以衡量，他们要么数量偏少，要么质量一般，大多尚未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和冲击力，而春荣的散文创作已达到了某种高度。 与诗歌和小说相比，散文好像要容易进入和把握一些。由于诗歌和小说文本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因而要写出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和小说相当困难。换言之，一个以“成品”形式出现的文本是不是诗歌或者小说还需打个问号，除非它已经完全具备了诗歌和小说文本的本质特征。而散文远没有那么严格，散文通常只存在质量上的优劣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上乘之作的散文轻易就能写得出来，那些长期从事散文创作的人深知要想从思想或题材上使散文得以超越绝非易事。由此，他们往往从切入角度或语言表达上寻找突破口，并进而认为只有如此他们的散文作品才可能让人耳目一新。春荣是否体味到其中的甘苦我不得而知，但下面的文字却使我认定春荣从来就不曾停止过类似探索。“显示器说，她天天给人看，好惨。鼠标说，你算什么惨，我天天给人摸，也还没说呢。键盘忍俊不禁了，大声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天天被人打呢。主机发话了：都别说了，你们没我惨，人家天天用手戳我的肚脐眼!”（《浮生七日》）一台普普通通的电脑，已经不再是冷冰冰的缺乏生命和情感的机器，而成了一群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知的七嘴八舌的女人。《秦关冷月》这本散文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随处可见的调侃笔调。这一笔调主要表现为各种修辞方法和文学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以及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之间专门用语的自由互换，它既可以用来表达人类的快乐情感，也可以用来讲述人类的悲哀情感和其他情感。而这种笔调本身不但要求作者要有较强的思维控制能力，而且还要有较强的语言驾驭能力。透过《秦关冷月》，我们不难发现来自春荣的那些调侃背后所潜藏着的恬淡快乐和深层忧虑。 一 春荣的调侃笔调首先表达的是一种快乐心情，这种快乐心情贯穿于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 “我那时的想法是要去水城看水。”“到了水城，不见水，只见一城的路、房子和车子，我也就忘了先前的初衷，径直去找姑父。”（《那个夏天》）在这里，春荣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颗童心。这颗童心通过“水城”这个容易让人想入非非的地名得到充分体现。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儿童的心里，“水城”无疑是一个处处碧波荡漾的地方，但当想象中的一切被眼前宽广的马路、拥挤的房屋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所取代时，他并没有刻意去追问其中的缘由，而是很快就转移了注意力。这与儿童的心理特征相符，显得合情合理。 当然，童年时期的孩子除了天真纯朴的想象，好奇心、恐惧感也无时无刻不夹杂其间。“我和可可曾钻到火车底下去看是什么牵动一节节车厢，结果我们都没看出端倪来。第二天，姑父给我说，火车站二站台头天轧死了两个小学生，惊出我一身虚汗来，心里暗自庆幸厄运没让我和可可碰上，我的人也在那一瞬间突然长大了。”（《那个夏天》）随着年龄在一天天增大，他们厮守在一起的日子眼看就越来越少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们最终不得不分手并独自承担起适合自己的职责。“心有余悸地玩了几天，我便搭了一辆拖水泥的车子赶回老家，不久便开始了无际无边的中学日子，像苦行僧，可可则开始了收破铜烂铁的营生。我们钻火车底的事至今谁也没有说出来。”（《那个夏天》） 萦绕在《秦关冷月》一书中的快乐不仅来源于春荣的亲身经历，而且还体现在那些曾经与他朝夕相处的家畜身上。这些家畜除了牛和猪，更多的则是那只反复出现在春荣笔下的狗。“把草背回家时，牛正把脖子搭到圈门上，瞪着眼，盼，不时叫上一两声。鲜草来了，倒在牛圈里，牛不再叫唤了，吃得欢欢的。猪冷不防从旁边冒将出来抢吃，牛一下子来了牛脾气，歪了头，用角去顶，将猪逼进角落里”（《求学记》）一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