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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与中国机遇把握 阮建平 此次疫情暴发时，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还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化时期。我们应准确把握此次疫情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扭转近年来中国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加速中国的崛起。 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将是空前的 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Mukhisa Kituyi）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导致严重的生命健康威胁外，还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风险。如果处理不力，这些危机相互叠加、反复激荡，就可能演化为引发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的系统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和持续扩散，意味着经济挑战是可能触发其它危机的重要中间变量。根据该委员会3月初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全球价值链出口下降500多亿美元。如果疫情在上半年结束，将导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5%;如果疫情持续到年底，则可能导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15%。这种背景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因此而明显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导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首次同时陷入经济衰退。如果疫情在今年第二季度达到峰值并在下半年消退，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对今明两年全球GDP造成的损失累计可能达9万亿美元。 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地区，美国和西欧疫情的快速上升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出现拐点的迹象。疫情造成的经济社会冲击已迅速显露出来，各种悲观情绪不断蔓延。美国股市在十天内出现四次熔断，引发全球股市一片恐慌。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将此次疫情对美国的冲击视为冷战以来与“9·11”和20XX-20XX年金融危机并列的三大危机之一。更让其感到担忧的是，前两次危机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现在的世界政治氛围更像处于分裂性民族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它正导致国家之间的分离，而不是根本性合作”。因此，不少学者担心，此次疫情可能导致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后果。如果此次疫情冲击与主要国家的经济周期和结构危机重叠共振，其后果可能比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虽然各国都在竞相采取刺激措施，但最好的结果也可能是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各国采取了规模空前的货币宽松政策。不管怎样，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将是空前的，并可能持续数年。 对西方而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导致了空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甚至成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但对苏联而言，大萧条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苏联大力吸引欧美的资本、技术和工程专家，建立起钢铁、汽车、飞机、拖拉机、水电站等大型工业项目。从1928年至1937年，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快速地由一个欧洲落后的农业工业国家迅速成长为一个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工业增长达两倍以上。其成功除了自身的组织动员外，另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充分利用欧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西方战后长期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结束了西方战后20年的繁荣，使之陷入长期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新阶段。但对于“亚洲四小龙”而言，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他们积极承接西方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迅速由落后的经济体成长为新兴经济体，成功跨域“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在这两个时期，拉美的经济表现也不错。20世纪30—40年代，拉美不仅没有受到经济危机和战争的殃及，反而获得较多的资源流入。但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而是满足于原料供给低端产业。其主要原因正如依附理论所指出的，不在于没有开放，而在于过分开放导致完全被资本尤其是外资所主导，难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自主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也积极利用欧美廉价的资金进场推进工业化，但却缺乏对债务资金的有效监管和高效利用，以及没有及时进行经济结构升级。20世纪80年代欧美先后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导致其需求下降和利率负担上升，引发债务危机，从而陷入“失去的十年”，经济增长大幅下滑，通货膨胀持续多年超过三位数，引发社会政治危机。 纵观这些历史案例，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在任何一个时期，全球生产要素的总量相对是既定的，每一种要素都会去寻求更高回报。因此，正常情况下，要素市场的供求是均衡的。一旦某些地区出现大范围危机，这些要素就会转向其它地区寻求保值或增值。由于发达国家的要素非常充沛，且高度资本化，大危机必然驱使那些感到危险或找不到机会的要素到更安全的地方寻求更高回报。危机越严重，这种动机就越强烈。因此，在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