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docxVIP

“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 杨立影 赵德宇 关键词：“日本型华夷秩序”;近世外交;对外四口;“华夷变态” “锁国论”与“日本型华夷秩序”已成为理解日本江户时代对外关系的重要论点。对于前者，荒野泰典提出了尖锐质疑，并因此将日本置于东亚范围之内，在相互观照中重新审视日本外交，提出当时日本对外关系的实况类似于具有同时代东亚各国对外策略共性的“海禁·华夷秩序”。1此外，日本学者还着眼于江户日本本国国情，从对外贸易、“四口”、“大君外交”等入手，多角度地对近世外交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2对于后者，有日本学者就明确将江户幕府成立之初的对外关系格局称作“日本型华夷秩序”，并认为“日本型华夷秩序和本国意识的相互关联就逐步完成了日本近世的外交秩序和国家意识”。3可以说，与“锁国论”相比，“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含义更加宽泛，尤其与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秩序体制相关联，显得更加复杂。因而，谈论近世日本对外关系就不得不与“日本型华夷秩序”进行对话，因为这个概念左右着人们对近世日本对外关系整体格局的判断。本文将探讨“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由来及其历史虚幻性。 一、日本武力挑战华夷秩序的失败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这个概念出现以前日中两国关系的历史，以便理解“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历史颠覆性。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年）为获得丰厚的贸易之利，与明王朝建立起册封关系，融入了明朝华夷秩序体制。足利义满先是于1401年派遣使者出使明朝，带去丰厚贡物。1402年是明日外交史中划时代的一年，史料记载了该年使者回国之时的情景：应永九年（1402年）8月3日，“遣明使僧祖阿弥归朝，义满赴兵库，参观明船”;9月5日，“明使僧道彝（天伦）、一如（一庵）来朝，义满在北山接见”。1此次会见规模隆重，足利义满焚香三叩后，拜读了明朝皇帝的诏书。在诏书中，明惠帝正式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兹而日本国王源道义，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诚，逾越波涛，遣使来朝……今王能慕礼义且欲为国敌忾，非笃于君臣之道，畴克臻兹。今遣使者道彝一如，班示大统历，俾奉正朔，赐锦绮二十匹……建文四年二月初六日。”2半年后，应永十年（1403年）2月19日，僧道彝（天伦）、一如（一庵）欲自京都出发归国，足利义满遣天龙寺住持圭密（坚中）等与之共赴大明，并赠文书、物品等。31403年已是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向日本颁发的国书中继续承认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 关于足利义满对明称臣并奉明正朔一事，“受到日后日本学者的严厉指责，至今仍余波荡漾，甚至有部分学者以此为有辱日本国格之外交的”。4其实，这种关系的建立基础，实质上是基于政治与经济交易上的各取所需，对大明朝廷而言无非是一种以华夷秩序为象征的政治炫耀，而足利义满之所以加入以中国为主导的华夷秩序体制，其目的是获取高额的经济利益。 1404年，日明两国缔结了贸易条约。为与倭寇相区别，当年日本商船就携带明朝发放的勘合符，以朝贡的形式与明朝开始了勘合贸易。明朝对“贡船”所载货物免征关税，而且“日本国王”的使节和以使节随员身份同行的商人们的食宿费用以及“贡品”的运输费用由明朝负担。不仅如此，还可以得到价格不菲的“赐给”，“每次交易可得相当于本金5—6倍的利益”。5正因如此，明朝为了“减负”，限定了贸易规模：“先是，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6但是，“日本国王”并未遵守规则，而是要使“日本国王”封号所得利益最大化。从勘合贸易开始的1404年以后的七年间，先后派出6次勘合贸易船，7而且所有船只除贡品之外，满载商人和货物，伺机进行贸易，室町幕府享受这种封贡关系长达一个半世纪。8如此说来，即使从日本国角度评判，与其说足利义满“有辱国格”，毋宁说他是为日本积累国富的先觉者。不过，这种保本暴利的贸易，因16世纪中叶日本战国时代的国内混乱和海上倭寇滋扰等原因，1549年“贡船”返回日本之后，历时145年的朝贡勘合贸易便戛然而止。 到丰臣秀吉称霸日本的时代，上述册封朝贡关系发生了反转，至少在丰臣秀吉的对外框架中，日本已经俨然变成华夷秩序之“华”。丰臣秀吉肆无忌惮地对亚洲各邻国发号施令：天正十三年（1585年）丰臣秀吉明确表示要“入唐”，即入侵中国，9并于1586年“令对马藩宗义调催促朝鲜国王来日，若有迟延即刻出兵，1587年通过岛津义弘要求琉球王入贡”。10 1591年向琉球国王提出派兵助战侵朝战争并提供7000人一年的军粮等要求，声言“若不奉命，则先灭汝国”。1不仅如此，丰臣秀吉还要求盘踞在东南亚的欧洲人匍匐于他的脚下，居然强硬要求果阿总督纳贡，并自1592年5月至1594年4月先后三次向菲律賓总督发信劝其臣服，2信函中宣称：“予奉天命，令世界服从予领有之帝国，为此对于不服从予者定取其性命”;“予生